几十年前，一个拥有戏台的村庄，常常也意味着它同时拥有中学校、照相馆、卫生院和供销社。这个村庄，虽不是乡镇政府驻地，但也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村的闺女，都向往能嫁到有戏台的大村。偏远山区的人，也会托人迁过去。我们村鲍姓人家，刚开始想迁到南村，不知何种原因，最终落户我们村。作为我们村唯一的外姓人家，在其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到了村人的排挤、奚落，乃至家里每个人都被起了一个可笑的诨号。鲍家刚好有个跟我年纪相仿的闺女，我们很快就玩在一起。我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态，像观看外星人般将她家的日常一一看在眼里。每天中饭前，她爹下工后，总会用特有的口音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落户在南村就好了。似乎一个有戏台的大村，人的见识和胸襟也大。

　　傍晚时分，我祖母在街门口坐着，路过的人不停地跟她打招呼，这些打招呼的人中间，就有个南村的外乡人。那个人在铁厂上班，大高个儿，皮肤黝黑，每次下班回家，都会支起自行车跟我祖母说几句话，有时会停下来抽袋烟。他对现在的生活极其满意，他说南村人是他见过的世上最好的人，他们对他家特别照顾，分粮食、评工分也极公平。他的孩子们在南村学校读书，如鱼得水，全然没有外乡人所面临的尴尬。

　　有一年深秋，邻村人用木头和石头在野地里搭了个临时戏台唱戏，让人眼界大开。戏台没有了场地限制，看戏的人便不必挤挤攘攘。戏一开，整个河床都回荡着锣鼓镲钹声。夜里风寒，看戏的人头发衣襟被风卷起，瑟瑟不止，像没有收割的庄稼，有几分凄凉。其后几年，再没有见哪个村效仿过这样的做法。这场戏，也让人们对南村的戏台更加热爱。南村戏台在村中心一个阔大的院子里，院里不仅有戏台，还有观音庙、大队部、小学校和卫生院，而供销社就在院子外面。每次我去供销社买东西，出来进去，总是喜欢朝戏台的方向瞭望。

　　每年南村唱戏，戏台院都会用篷布遮得坚固而严实，只留下一道小门，供观众进出。本村人可享受领票待遇，外村人却要买票进入。5分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也是极其奢侈的一笔开销。那时，南村人的优越感倍增，戏台变得庄重、可贵而难得。

　　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村庄开始走向富裕，连小而贫瘠的我们村都建立了耐火厂，开办了煤矿。村里有了余钱，第一件事就是盖戏台。饲养处空置下来，那些原先堆放秸秆的地方也空了，铡草机、马栓、大马车、小平车这些农具也分给农户，人们从没觉得饲养处原来有这么大。村干部一合计，拆掉它，盖个戏台吧。说干就干，开春动工，村里的能工巧匠都上，大家不计较出力多少，都是义务工。两个月后，便能上梁，鞭炮震天，人们笑逐颜开，终于拥有戏台的释怀和豪情布满每张脸。

　　作家葛水平说：“在人间，有路的地方就能通往戏台。一座戏台的出现，可让村庄的天空改变分量。戏台是村庄伸出的手臂。”这条手臂，将零散在村庄和田野里的人揽回到村庄的怀抱，从此安生、自在。

　　四月初一，我们村起戏，大人小孩脸上都挂着满满的笑意，而心里的知足和兴奋，似乎三五天的大戏并不足以表达。人间的庙会多有缘由，起戏常是在祈求老天赐予。戏台，被人寄予奢愿，获得尊重，更有隐秘不可说破的、对生活既笃定又茫然的深远意义。在其后的十多年中，戏台成为承载每年四月初一庙会的关键场所，据说有几年也像当年的南村一样热闹，人们远远近近赶来，集聚在戏台前，像举办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