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高地，一位老者，一座丰碑。
由红蓝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的人字形丰碑，合拢后的形状是一棵大树。
老者神秘开篇：小时候，觉得这座山很神秘。每遇雨后，沙丘之上的天空便出现缥缈的盛景，是仙境，也是人境。
一个神秘的故事，种在孩子们心里。老者却戛然换了话题：事实上呢？由于地势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因此形成一道天然的大风口，还有一个风道。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描述的方向威严地在头顶划过。赶上起风，风便从风口呼啸着铺过来，席卷着黄土，远远看过去像极了一只只运送货物的骆驼，因此这里有一条沟被当地人称为骆驼沟。
过去的右玉，最出名的就是风，一来就不肯离去，旷日持久。农谚有“立夏不起尘，起尘活埋人”一说。
右玉的风执拗，逆规律而行。别的地方是祈雨，右玉人却是千方百计求风停。那时候每村都有专门的“压风石”，右卫城还专门在东门外建造了风神台。每年特定的那一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忍着饥饿带着一颗颗虔诚的心聚集而来，一遍遍含泪祈求：让风住，让风住了吧！
然而焚香叩头几十年，依然是一年一场风，甚至将右卫城三丈六高的城墙无情埋葬。老者记得清，1973年的立夏，风再一次逆天了，在不该起尘的日子起尘了，起得铺天盖地，起得惊心动魄。沙尘轻轻一掠，就轻易席卷了本就青嫩的庄稼，斩断了艰难生长起来的大树，吞没了钢铁铸就的汽车。
这一场风，一刮就是52天。
被风堵在昏黑屋里的人们，心惊肉跳。门外，扁担水桶被卷走了，腿粗的果树被吹跑了，一头猪来不及嘶叫也跟着风去了。
风过后，家不再是家，城不再是城。
老者说，如果小时候有过快乐的事，便是风沙过后，孩子们拖一辆独轮小木车，结伴爬上西城墙，顺着沙土欢快地滑下。那一刻，城墙变身天然滑梯，带给少年们长久憋闷之后的快意。
还有就是到北门外捡铜钱。一堆一堆的白骨中，夹杂着一枚一枚的铜钱。晚上走在路上，突然有了灯。孩子们就追着灯跑。暗黑的夜里，一簇簇火焰引领着一群群孩子肆意地欢笑。回家兴奋地讲，却被大人们猛拍脑门：那是鬼火！
万户萧瑟鬼唱歌啊。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曾经右玉的风。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诗云：“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早年便有外国专家留下话：“这里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百姓一代代传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在家一身土，出门不见人。”
新中国成立前的右玉县，森林覆盖率仅有0.3%，常常是“今日把种下，明日把籽丢”，无奈出现了“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凄惨景象。
要生存，要活命，必须继续这场与风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果断提出：“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
老者也说，从他戴着红领巾起，就加入植树大军。他记得当时植树地点在黄沙洼，位于右玉旧城东北面，是一个长20公里、宽4公里的巨大流动沙丘，处于西北风从杀虎口向南延伸的锋面地带。这里风大沙多，常常是白天栽下的树，晚上就被沙土掩埋，甚至被连根拔起。1956年，县委、县政府为保卫县城，组织城北6个乡的干部群众，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可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9万多棵树，第二年即被一场连续九天九夜的八级大风全部折断、埋葬。
右玉人擦干眼泪，继续栽。老者的少年时期，应该是第四任县委书记马禄元上任之时，他带着右玉人向最难治的黄沙洼发起挑战。那里就是学生的课堂，男女生搭档，一天要栽下220多棵希望之树。
8年时间，右玉举全县之力几战黄沙洼，到1964年造林15435亩，解除了县城被埋的危险。
那个年代，无论什么职务，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健康与残疾，全员出动，栽树，栽树，栽树。
右玉诗人郭虎曾这样写过：“噙一口冰冷的雪水/拿五脏六腑暖化/啃一口梆硬的窝头/用柔软的肠胃煨熟/杨柳榆松/肩扛手拉/老中青少/全体出动……”
树是武器，与风战斗。一般人都是死后立碑，但右玉机关一个部门一块碑，那是他们栽树的责任碑。财政吃紧，机关干部不仅按期拿不到工资，还要捐出钱来购买树苗。老百姓栽树，补助的两包方便面舍不得吃，揣在怀里回家喂孩子。
为了挡住风，右玉种树人淌过汗，流过血，丢过命。威远堡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宽，这个20岁就当上村干部的年轻人为了挡住西风，几年间带领村民栽下十几万棵树，之后却倒在心爱的树旁，年仅28岁。
下葬时，妻子不听人们“让他歇歇”的劝告，执着地让一把“铁锹”追随爱人，他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种树。
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右玉人坚强地抵挡住了风。从上世纪50年代“哪里有风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上世纪60年代“哪里有风哪里栽，要把风沙锁起来”，到上世纪70年代变成“哪里有空哪里栽，再把窟窿补起来”，再到今天“绿水青山秀塞外，金山银山富起来”。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右玉人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