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6年深秋，“北京”的一位官员给宰相令狐楚寄了一箱“蒲桃”。
请注意，这里的“北京”可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唐朝的太原。太原在唐朝怎么成了“北京”呢？因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在太原起家的，后来定都在长安，太原在长安北边，所以太原就是北边的京城，简称“北京”。
“北京”是太原在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行政称谓。690年，武则天将太原府设为北都，742年唐玄宗正式改北都为北京。
“北京”是太原，那么“蒲桃”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葡萄。在唐朝人笔下，葡萄往往被写成“蒲桃”。
话说宰相令狐楚收到那箱来自太原的葡萄，非常开心，不愿吃独食，请一个好友分享。那个好友是谁呢？就是著名诗人刘禹锡。
我们知道，刘禹锡写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写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回他品尝到太原的葡萄，又一次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五言排律。全诗较长，摘录中间几句：鱼鳞含宿润，马乳带残霜。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
翻成白话文就是说，每颗葡萄都像鱼鳞一样湿润和闪光，又长又圆，像马的乳头带着残霜；拿在手上，触感像铅粉一样滑腻；送进嘴里，从咽喉溢出甜香；如果把这些葡萄酿成甜酒，十天即成，味道比得上传说中的美酒“五云浆”。
刘禹锡将葡萄的形状比成马乳，不仅是比喻，而且是写实，因为唐朝确实盛行一种马乳葡萄，据说是从西域引进的。按《唐会要》第一百卷记载，公元647年，西突厥的一个酋长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贡“马乳蒲桃”，后来唐太宗又派人从吐鲁番盆地搜集到一批“马乳蒲桃实”，也就是马乳葡萄的种子，在皇宫里试种，相当成功。
又按《太平御览》第八百四十四卷记载，唐太宗不仅试种马乳葡萄，还用它酿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盎，既颁赐群臣，京师识其味。”酿成八种颜色的葡萄酒，味道芳香浓烈，口感如同奶油，唐太宗将其赐给百官，从此长安居民才知道了葡萄酒的美味。
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其中山西的葡萄酒迅速崛起，成为驰名全国的品牌。《唐国史补》下卷有一段话，记载晚唐时期各地名酒，包括：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京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酒，法出波斯。
郢州在湖北，乌程在浙江，荥阳在河南，富平在陕西，剑南在四川，河东即山西……郢州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窟春酒，富平的石冻春酒，剑南的烧春酒，山西的乾和酒、葡萄酒，都是闻名于世的好酒。
如今有商家开发“乾和酒”，说是源于唐朝的蒸馏酒，其实唐朝没有蒸馏酒的工艺，只有酿造但不蒸馏的低度谷酒和低度果酒。蒸馏酒是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从元朝初期兴起，到清朝后期才渐渐流行。今天我们能在唐诗和唐朝史料里读到“烧酒”和“白酒”的字样，可是当时的“烧酒”只是用炭火加热杀菌的低度谷酒，当时的“白酒”只是用无色酒曲酿造以后又不加过滤的浑浊米酒，它们跟蒸馏酒都没有一毛钱关系，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唐朝山西的乾和酒究竟是什么酒呢？现存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能瞎猜，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山西已经出产葡萄酒，并且颇负盛名。
唐朝很多诗人爱喝葡萄酒，因此留下一些佳句。例如王翰写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写过“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鲍防写过“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刘禹锡写过“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这些葡萄酒很可能是在山西酿造的，或者酿酒用的葡萄是在山西出产的。
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山西漫游，公元748年送别一位朋友，留下一首不成格律的古风：归去不得意，北京关路赊。却投晋山老，愁见汾阳花。翻作灞陵客，怜君丞相家。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
该诗第一句里的“北京”仍旧是太原。岑参送完朋友，赶回太原，在一家酒店歇马，店里的胡姬在为客人劝酒。按常理推想，胡姬所劝的酒可能也是葡萄酒——毕竟那是一家在太原的酒店，而唐朝太原以葡萄酒闻名。
唐朝药王孙思邈比较推崇葡萄酒，他的《千金食治》有“蒲桃”条目：“可作酒，常饮益人，逐水，利小便。”意思是葡萄可以酿酒，经常喝，对健康有好处，可以治疗水肿，可以利尿。
孙思邈还在《千金食治》序论中告诫世人：“鱼鲙诸腥冷之物，多损于人，断之益善。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胆干，肌体润泽。”鱼生不宜多吃，多吃有害健康；牛奶、奶油、奶酪却可以多吃，令人皮肤光滑，力量增长。这段话从侧面说明，唐朝胡风盛行，奶油、奶酪等奶制品已经普及。
为什么要提奶油、奶酪呢？因为葡萄酒富含单宁，略有苦涩，品酒时搭配奶油、奶酪，不仅能压住苦涩，还能让葡萄酒变得非常香滑。相信唐朝酒鬼是有这种口福的，如果是在宋朝和明朝，由于牧区匮乏，牛羊俱少，奶油、奶酪就不可多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