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3日，日寇调动两万余兵力，分别从代县、定襄、盂县三路入侵五台县。而在前一天，3架敌机已对石村实施了野蛮轰炸。当时正在房顶劳作的村民来不及躲避，瞬间有3人被炸身亡，数十间房屋被毁。一位40多岁的村民惨死在房上，鲜血从房檐滴落，其妻儿悲痛欲绝。目睹此景，我和小伙伴们立下誓言：“长大后一定要参加八路军，为死难同胞报仇！”对日寇的仇恨深深埋藏在我幼小的心底，这也促使我12岁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承担起放哨、查路条、送信等工作，并于15岁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由共产党员徐芝林组织的学习小组在我家西屋开展学习活动。其间，徐芝林神秘地递给我一张入党申请书。我激动地填写完毕后上交，几天后便接到了批准通知。徐芝林嘱咐我：“由我负责和你单线联系，不可与其他人接触。”15岁的我成为共产党员后，激动得彻夜未眠，暗下决心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一次，村警安排我和徐礼智（30多岁）前往鸭子湾送信。我们午饭后出发，天黑时抵达目的地，将信交给值班人员准备返回时，对方提出让我们再到大梁上给八路军驻地送信。我当即答应，徐礼智却以肚子疼为由不愿前往。鸭子湾的工作人员询问我的年龄，得知我15岁后，又问是否能去，我坚定地说“能去”，得到了对方的称赞。随后，一位李同志带领我出发，在漆黑的小路上，他递给我一根木棍，告知夜间行走可用来防身并防备野狼。到达大梁上后，八路军的一位干部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边让我们喝水，一边了解敌人的情况。完成任务返回鸭子湾时，天已破晓。我和徐礼智用自带的窝头和白开水当作早饭，之后便各自回家了。

　　1944年春天，石村村公所组织人员往五台县东冶镇北沟泉阳村运送一批物资，物资包装严密，具体内容无人知晓。同行人员包括十几名八路军和村干部，参与运送的村民则在夜间到村公所领取任务。由于大哥已参军南下，家中无人顶替，母亲担心我年纪小、体力不足，起初不愿让我参加。但我深知自己是党员，理应承担责任，便说服母亲，坚决要求参与。我领到的包裹约40斤重，我们需要从晋察冀边区穿越封锁线，将物资送往晋绥边区。在漆黑的小路上，大家手持木棍，屏住呼吸，加快脚步前行。途中，邻居张树洋见我背的包裹很吃力、气喘吁吁，便不由分说与我调换了包裹。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我背负的是布匹，而张树洋换去的是手枪。完成任务回到家时已是次日清晨，母亲为感谢张树洋一路的照顾，让我送去她自制的醋以表谢意。

　　1986年，我光荣离休。如今97岁的我，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春照憩园》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及诗词作品，共计约26万字，获得中国老年报及中国散文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性征文奖项18个，包括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我最为珍视的是四枚纪念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各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一枚，以及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一枚。

　　2015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妇女联合会、山西省总工会等五家单位主办的“书香三晋，文明社会”全民阅读报刊行活动中，我和老伴获得“最美读书人”提名奖。

　　回望这一生，从目睹家国蒙难的孩童，到扛起责任的党员，再到见证盛世的老者，我始终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那些在战火中淬炼的信念，在奋斗中坚守的初心，早已融入血脉。如今握着这几块沉甸甸的纪念章，看着笔下流淌的文字，便知所有的付出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