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一到，我的老家——太原东山的一个小村子便从冬日的沉眠里活泛起来。年货里，吃食是顶要紧的。扁食自不必说，是初一清晨家家灶上的主角；还有一锅内容敦实的大烩菜，加上金黄的油糕、雪白的馍馍，年味美得很嘞！

　　说来也怪，无论家境是宽是紧，那烩菜里，最不能缺的，竟是一方方白嫩嫩、颤巍巍的豆腐。当年，豆腐是稀罕物，一年的油盐酱醋，都指着地里的出产，谁舍得专门磨豆子做豆腐呢？只有到了年根底下，家家户户才郑重其事地，预备起这一年里难得的“奢侈”来。

　　我家人口少，只有父亲和我。一锅豆腐，总也吃不了。于是，便寻那些人口相仿、境况相近的人家，凑齐了豆子，合做一锅。我家那份，通常是十来块豆腐，齐齐地码在冰铁皮水桶里，日日用清凉的井水养着。另外，要特意挑出几块，搁在窗台外的箅子上或簸箕里，让腊月的寒气将它们一点点吸透，凝成水晶状的、黑黄色的冻豆腐，那是留着二月二龙抬头前慢慢咂摸滋味的。

　　做豆腐是腊月里的大工程，而工程的“基地”，便是村里的豆腐坊。那豆腐坊，平日里是锁着的，门板裂着细缝，透着荒凉。可一到腊月，便成了村里最火热、最喧嚣的去处。远远望去，土砌的窑顶上，一股子乳白色的蒸气，混着豆香不管不顾地冲出来，在干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低垂的、温暖的云。

　　坊里的那些家什，都是上了年岁的。两扇厚重的石磨，磨盘上的沟壑，被经年的豆汁浸润得乌黑油亮。一口大铁锅，敦实地坐在灶上，锅底沉着厚厚的锅灰。还有那架叫人看着就费力的手拉风箱，一根粗木杠子，用来挤压豆腐包里的浆水。水缸、模子、盐卤罐……一切都蒙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汽，泛着温润的光。做豆腐最艰苦的活儿是推磨，推得时间长了会头晕目眩。无论谁家来做，用罢了这些家什，总要留下些“意思”，或是几角毛票，小心翼翼地压在罐子底下；或是切下不大不小的一块豆腐，留在主家的碗里。这是规矩，也是情分。

　　点豆腐是这仪式里最需匠心的一环。眼看着一大锅豆浆，被灶火舔得咕嘟咕嘟翻滚，满屋子弥漫着纯粹的豆香。这时，掌勺的师傅神情便肃穆起来。他手里擎着一碗化开的盐卤水，那动作，不像是在劳作，倒像是在进行某种虔诚的加持。卤水要沿着锅边，细细地、慢慢地淋下去，另一只手则用长勺，轻轻地顺着一个方向搅动。嫩了，不成型，水汪汪的，留不住，也吃不出那口扎实的豆香；老了，出得少，口感也粗粝。

　　豆腐一旦做成，便有了千般变化、万种风情。它可以方正正地炖在白菜粉条里，吸饱了汤汁，变得丰腴；可以变成金黄的冻豆腐，在火锅里翻滚，每一个孔洞都藏着鲜美的秘密；也可以切成薄片，在滚油里走过一遭，成了焦香的炸豆腐，是下酒的妙物。一个正月，豆腐稳稳地占据着饭桌的主角。它更是待客的“脸面”。无论去了谁家拜年，炕桌上的菜肴可以简朴，但一盘豆腐是断不能少的。尤其是那一碟辣椒炒豆腐：白嫩的豆腐，被酱汁和辣子染成诱人的赭红色，热气腾腾地端上来，又下饭，又暖和，在那个贫瘠而热情的年代，真称得上是一道绝美的好菜了。

　　如今，豆腐早已不是稀罕物了。但每逢过年，我家的餐桌上，还要郑重地摆上一盘。吃着那熟悉的味道，眼前总恍惚着，仿佛又看见了那座破旧的、蒸气缭绕的豆腐坊，听见了石磨隆隆的、缓慢地吟唱，闻见了那股子弥漫在整个腊月里的、温热而朴素的豆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