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从太原市北郊区五交化公司买了一台索尼牌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我在北郊区商业局上班，月薪30多元。买这台电视花费460元，搭上了我将近一年的积蓄，还又东拼西凑了一些。

　　周六下午，我从柴村出来，一路朝东，上了坑坑洼洼的土路，自行车后座绑着装电视的纸箱子。一路上颠颠簸簸，生怕这几十里山路把里头哪个零件震松了，停了三四回，揭开纸箱查看。

　　到了村口，已是傍晚。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他还没开口，有好事者一眼瞅见纸箱上印着的电视机图案，扯开嗓门喊：“哎哟！你家买电视了！你家买电视了！”这一嗓子像敲了锣，不到半天，我家买了台电视机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父亲围着自行车转了两圈，帮我把纸箱卸下来，抬进屋里，轻轻搁在炕头。那天晚饭，他破例炒了两个鸡蛋给我吃，他坐炕沿上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可嘴角是翘着的。

　　父亲排行老五，小名五员外，村里人年长的喊他“五牛”，平辈叫“五哥”“五弟”，晚辈喊“五叔”，可那天之后，大伙儿统称我家为“五员外家”——就是村西头有电视的那家。

　　那时候，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天大的事情。大队部有一台稍大点的，那是公家的；村东常拴子家也有一台。五员外家这台算是给村西填了空白，多了体面，有了喜气。

　　从那以后，天一擦黑，我家那两间土窑洞就热闹起来了。乡亲们熙熙攘攘挤进来，盘腿坐在炕沿上、灶台边，把窄小的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父亲从农具厂下班，推门进去，满炕的人冲他笑：“五哥，快开电视！”“五叔，等你了！”

　　母亲走得早，我又在外面工作，父亲一个人过。可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我家的冷清被赶走了。父亲还没来得及做饭，先弯腰拧开那个沉甸甸的黑盒子。屏幕亮了，有光、有声音、有人的面孔在方寸之间晃动，满屋子的人就屏住呼吸看。

　　那时候能收到的台少，信号不稳时，画面就起雪花，沙沙地响。父亲一边在灶台边切菜，一边不时腾出手去拨动天线，声音和画面像捉迷藏似的，找回来又跑掉。可人们不嫌烦，反倒觉得这个过程有趣，像个必不可少的开场仪式。每天屏幕上打出“晚安”，雪花点唰地铺满，人们才肯散去，意犹未尽地议论着剧情走进夜色里，出门时还不忘招呼一声：“五哥，明儿还来啊！”

　　电视台那时正播《杨家将》和《上党战役》，后来放《大侠霍元甲》《新星》《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可最大的难处是想早知道每晚演什么，新剧什么时候开播。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于是父亲花钱订了《山西广播电视报》和《太原广播电视报》，两份报纸一年征订费要40多元，这可不是小钱呀！每周报纸一来，就成了村里的“头条”。父亲戴着花镜，凑在灯下，一字一句把下周的节目念给大家听。谁的戏唱得好，哪部电视剧连播几集，星期天有没有电影——这些消息从我家那盏昏黄的灯下传出去，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惦记。父亲念报的时候，屋子里鸦雀无声，比看电视时还安静。

　　父亲给大伙儿念电视报的时候，是他最神气的时刻。他识字多，念得从容，还时不时加两句解释。有谁问：“五叔，那个杨家将到底啥来历？”父亲就讲给人家听。那几年，我家夜夜如此，屋子里、院子里，全是人的声音、电视的声音、讨论剧情的声音。父亲在人声中显得年轻了许多，脸上有了笑容，走路也轻快了。村里人见了都说：“五哥这精气神儿，跟换了个人似的。”

　　看了上集想下集，想得抓心挠肝。有的人端着饭碗来，边吃边看；有人来得迟了，只能站在门槛外，踮脚伸脖子，从人缝里寻那几寸大的“小人国”。夏天屋里闷得坐不住，父亲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人们各自带着小板凳，一排排坐开。月亮爬上东边的山梁，清辉洒下来，电视机那方小小的蓝白光芒在地上投出一片梦幻的光。偶尔有风过，枣树叶子哗哗响，可没人分心——大家都在那方小世界里……

　　30多年过去了。电视机早已换了多少代，村子也通了网络，家家户户有大屏幕。可那些夜晚还在，记在一个小山村的心里，刻在父亲最红火的那些岁月里，挂在所有经历过那些夜晚的人的记忆深处。每次想起来，都像拧开了那个沉甸甸的开关——屏幕亮了，满炕的人影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