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在形制上摒弃了北朝造像碑常见的千佛龛像模式，采用了极具皇家气派的螭首龟趺制式，特别是碑阳与碑阴的圭首设计，构成了完整的佛教宇宙观。

　　碑阳碑额浮雕出须弥山的图形。须弥山作为佛教宇宙论的中心，象征着佛国净土与天界，暗示着释迦牟尼并非肉身消亡，而是回归至高法界。碑阴碑额则对应雕出一座方形单檐攒尖顶的舍利塔。塔是涅槃后供养舍利的圣物，这一设计将叙事视角从“佛的寂灭”引向“法的流传”。

　　碑身中央，刻有一行楷书题记“大周大云寺奉为圣神皇帝敬造涅槃变碑像一区”。这短短二十字，将特定的时间（大周天授二年）、地点（大云寺）、政治核心（圣神皇帝武则天）与宗教行为（造像）紧密捆绑，使其具有了珍贵的史料价值。

　　此碑在内容上，采用以图像“倒叙”的叙事方式，打破了常规的时间线性逻辑。

　　碑阳正面的六幅画面，自下而上依次展开。最底层为临终遗诫（纯陀供养），表现释迦接受纯陀的最后供养，从容嘱咐后事。紧接着便是全碑的视觉重心——双树涅槃。娑罗双树下，如来右胁而卧，呈“狮子卧”姿，周围弟子哀戚，罗汉捶胸，菩萨低眉，护法狮吼，飞天旋绕。这种将主尊置于中上部的构图，极大地增强了宗教的崇高感。碑身右侧，自上而下雕琢摩耶哭棺与再生说法。摩耶夫人自忉利天降临，抚棺悲恸，释迦竟从棺椁中挺身而出，为母亲说法。这一情节将人间至情与佛法慈悲完美融合。左侧则自下而上刻画绕城送葬与火焚尸身（荼毗）。送葬队伍如盛唐仪仗般庄重，而火光中的圣棺却寂然不动，暗示色身的幻灭与法身的永存。碑阴的图像则承接了涅槃后的故事。左侧为八王分舍利，描绘了拘尸那城周边八国为争夺舍利兵戎相见，最终均分佛骨的情景，寓意佛法流布四方。右侧则是一铺三佛四菩萨像，弥勒佛居中，释迦牟尼佛与阿弥陀佛分列左右，辅以四尊菩萨胁侍。这一布局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暗藏了武则天“弥勒下生”的政治神学逻辑。整通碑刻刀法圆润流畅，衣纹行云流水，尽显盛唐气象。

　　这通碑刻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公元690年至691年，当时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登基，面临着李唐皇室“君权神授”与儒家“男尊女卑”伦理的双重挑战。她急需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重构统治合法性。佛教，尤其是弥勒信仰，成为了她最好的工具。武周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加尊号“圣神皇帝”。仅仅一个月后，她便下诏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并度僧千人讲经说法。这通涅槃变相碑，正是这一宏大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碑阴的“三佛四菩萨”像，弥勒居中，正是对“当今圣神皇帝即弥勒佛”这一政治宣言的图像化确认。通过这种视觉传播，深奥的经文变成了老百姓看得懂的石刻连环画，有效地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植入了民众的心中。

　　涅槃变相碑有无可替代的三重价值。它是政治史的直接物证。碑上“圣神皇帝”的题记，是武则天利用佛教经义构建皇权合法性最直接、最原始的典范之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它是艺术史的标尺。该碑代表了唐代造像碑从北朝的“千佛模式”向盛唐“经变连环画模式”转型的成熟形态。九幅画面构图严谨，情节连贯，人物生动，是研究唐代佛教美术构图与雕刻技法的典范之作。它是宗教史的标本。它是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大般涅槃经》图像体系单碑，完整展示了从临终说法、双树涅槃、摩耶哭棺、火化分舍利到弥勒信仰的全过程，为研究唐代涅槃变图像学提供了最系统的实物资料。

　　勒石刻铭，碑载千秋，历史的复杂和宏阔尽聚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