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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傅酒樽: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韩 敏
胡傅酒樽(山西博物院藏)
  在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有一件名为胡傅酒樽的青铜器,端正大方,纹饰精美,动物形象逼真,奢华而考究,既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又不失中原的典雅大气,是汉代青铜艺术和技术的典型实例。

  胡傅酒樽,1962年9月出土于山西右玉大川村村南的断崖上,整体呈盆状,高34.5厘米、口径64.5厘米,浑圆的器身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圆鼎,下面的三支虎形足却非常低矮,通体鎏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仍然光泽不减。它的外围装饰有三只兽首衔环,还彩绘、浮雕着许多惟妙惟肖的动物纹,有骆驼、大象、老虎、羊、兔子等。

  胡傅酒樽独特的外观让考古学家非常疑惑,器物的器型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但周身的动物纹饰却又透出清新的草原文化气息,这是为何?

  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北部紧邻游牧民族,南部连接中原腹地。从汉代开始,游牧民族与中原交往频繁,山西在这一时期不仅成为各种力量、各种政权角逐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尤其是山西北部,更是成为了与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胡傅酒樽出土地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地处山西北部,毗邻长城,与内蒙古交界,这里还曾是塞外草原,更是匈奴部落活跃的地方,为了军事和生产的需要,汉王朝在此地屯驻了大量的人口和军队。除了对抗性的战争,他们之间还有文化、技术、商贸等方面的交流,长城内外的人们进行互市,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交换皮革、棉麻、粮食等各自的特色货物,同时还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胡人、胡商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这里,长此以往,这里成为了各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胡傅酒樽就成为了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产物,展现的是汉代山西北部的生活场景。

  在胡傅酒樽口沿上刻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共18个字,清晰地记载了器物制作的地点、主人、用途、重量和铸造年代。通过铭文可以判断,这是古代用来盛酒用的器物。酒樽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当时上流社会常置于席、案上,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勮阳阴城”是指勮阳和阴城,均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勮阳位于今应县北,阴城位于今朔州东南。“河平三年”,是指公元前26年,正是中国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在位时期,历史上对刘骜的定评是“荒于酒色”。他迷恋酒色,宠幸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不理朝政,为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

  那铭文中的“胡傅”又是谁呢?从器物的风格和铸造技艺上判断,墓主人胡傅身份应该不低,但研究人员翻遍史料也没有发现与铭文中提到的胡傅有关的任何记载。专家由右玉县地处匈奴族活跃之地、器物上的动物是草原风格推测,胡傅很可能是匈奴族部落里的一位头领。中国古代匈奴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不仅善战,更善饮酒,酒樽上铸有的铜环,可能也是为了在马上携带方便。

  胡傅酒樽通体采用鎏金工艺,是一种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固地附在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在东周和汉代以后颇为流行,先后称为黄金涂、金黄涂、金涂、涂金、镀金,宋代始称鎏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已出土的文物证实,在战国时期就已掌握。两汉时期,帝王诸侯等贵族使用的精美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不仅是为了显示身份,也是为了增加器物的观赏性。

  精美的胡傅酒樽,不仅是研究汉代铜器铸造、量器制度、鎏金工艺及美术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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