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远

　　宋代历史人物中，司马光是颇受争议的一位。因废止“熙宁新法”，赞之者誉其为忠君爱民的圣人，损之者污其为祸国损民的奸党，有人视其温文尔雅，有人称其冥顽不化。面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恭俭正直司马光》（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怎样去写，是笔者面临的一道难题。

　　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司马光已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固有形象。近年来，各地出版的司马光传记，也有七八种之多，作者文笔不同，写法有异，笔下的司马光却大致相同，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面面俱到。如何写出一位不同的司马光，是作者面临的另一道难题。

　　人物传记要求不拔高，不虚美，不隐恶，不妄赞，不添枝加叶，不旁逸斜出。然而，“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人物传记无论怎样讲求真实、客观，毕竟是一个文学门类，与单纯写史相比，更讲究文学性。但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并非以史实为骨、文学为肤那么简单，需要按照作者的理解，遵从史实，将传主放在一个社会大环境和各种矛盾冲突中，既表现出传主的思想、经历，又表现出传主的个性和价值。

　　古代文人自幼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司马光无论有多少经历、多少身份，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吟诗著文不过是文人雅兴，《资治通鉴》巨著皇皇，也不过是遭遇挫折后的隐忍之作。从根本上说，司马光志不在此，政治上若一帆风顺，史上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位史学大家。因而，只有以政治家身份落笔，才可能写出真实的司马光。砸缸故事固然生动，不过是人生铺垫；修史过程固然曲折，不过是人生补充。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多数时间又是以帝师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43岁当台谏官，上书为皇帝立规矩，到任翰林学士、经筵侍读竖起反变法旗帜，与王安石对垒，再到洛阳修史，甚至到当宰相废除新法，始终都以史为鉴教导皇帝。如此，司马光的政治家身份又与史学家身份交融，这样的司马光胸藏锦绣，正直、严肃、谦恭，板着面孔，带有浓重的夫子气。

　　司马光的个性、品操是在成长历程中一步步形成的，从“青胡核事件”的懵懂无知、砸缸救友的勇敢机智、“不簪花”的内敛孤傲、“便亲”随父的青涩怯懦、“屈野河事件”的苦涩焦虑，到“御前奏对”时的直言相向，愤然辞职时的果决毅然、当上宰相后的固执偏颇，不同时期，都有个不同的司马光。一味恭俭正直、温文尔雅，或一味冥顽不化、倔强偏执，都不是真实的司马光。

　　品读司马光，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作为反对派，欧阳修曾受风化之辱，苏轼曾遭乌台之祸，司马光身为反对派的旗帜，敢与皇帝争辩，能与宰相对质，但是，皇帝奈他不得，政敌奈他不得。所以如此，并非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政治宽松，亦非司马光善于为人处世。仕途上的司马光恰恰是个耿介倔强到执拗偏狭的直臣，行他人所不敢行，言他人所不能言，即使面对皇帝，也能吐胸中之块垒，抒直臣之意气，这种做法可谓官场大忌。所以能立于不败，全身而退，在于品德上的恭俭正直、行为上的一身正气。

　　“熙宁变法”的废立之争，是司马光最精彩的人生大戏，也是作者刻意描写的重中之重。御前交锋、阿云风波、体要之争、马王书信、辞官隐忍、万民争睹、荣任宰相，一幕接一幕，作者实际是导演。同样的剧情，本书写司马光正直、王安石激进之外，并不特意褒贬一方。司马光遵礼爱民，王安石为国理财，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道理，作者的使命是用文学手段，形象地描写人物，明晰地理清观点，使读者愉悦地阅读后，深入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文与史的融合十分重要，二人皆文臣，看似激烈的争论，实际多用奏章、书信表达，作者需要以文学方式，使原本枯燥、平面，甚至繁琐的文字，变得生动、立体、丰满，体现出人物的思想、个性。

　　史家写史时，将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中，同样，作家写人物传记时，也将自己显露于作品的文字中。《恭俭正直司马光》已出版，能否达到文史融合目的、成为一本与众不同的司马光传记，有待读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