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在
近年来，自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作家开设视频号、小红书或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账号，试图在文学创作之外，寻找一种与外界联系更加直接的方式。
我自己在2024年8月开始陆续地录制视频并发布，视频内容多以分享写作经验为主，平台涵盖小红书、视频号和抖音。目前我所有账号里数据最好的是小红书，有1.6万个粉丝，获赞和收藏大概有11.1万。对我来说，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接触自媒体的契机很偶然，周围有几个玩自媒体的“00后”朋友鼓励我试试，他们说做自媒体或许还有接广告的机会。
我做自媒体的最初构思和设想与现在并无太大不同。那时，我看到一些点赞量较高的帖子，主题大多与文学期刊的稿费、稿酬相关。这类笔记制作起来简单、高效，几乎不需要编辑，发布后就能获得几百上千个赞。然而，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于是，我试图摸索一个可以持续输出、自己也喜爱的领域，最终确定了三个板块：读书、写作和介绍自己的作品。
这一年，我在自媒体领域最大的收获，是将自媒体作为学习的工具。我会先思考一些选题，然后再写相关的文案。在这个过程中，用自己的话再复述一遍发现和结论，往往能加深我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的程度。
实际上，这一年我的阅读量比前几年都多，尽管不是每本书都会做选题，但我特别喜欢的书或和出版社合作的书都会做成视频推荐给网友、读者。另外，自媒体世界也给我展示了一个之前未曾考虑过的面向——课题分离。有时，数据的好坏、市场的反应与“我”并无直接关系。“我做得好或不好，影响并不大”这句话非常具象化地出现在自媒体的探索中。有一次，我将同一条视频发布了两遍，第一遍只有几十个点赞，后来我删了，第二遍只是换了封面图，结果就有了几千个点赞。内容一样，但效果却截然不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数据流量与“我”确实有点关系，但也只是一点。
很多人曾向我提问关于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总体来说，我常被问到两个问题：一、作家是应该通过自媒体为自己引流，还是远离网络专心创作？二、做了自媒体后，流量和市场是否会侵蚀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的文学性？我们如何平衡文学与流量的关系？在我的理解中，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创作主体性动摇的可能。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作家应该待在书房里潜心写作，远离读者和外界。作家做自媒体博主会损害创作的独立性，或是不利于作家形象的塑造与维持。其实，如果我们将自媒体视为干扰文学性的一个因素，也只是因为我们误以为它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异质力量，扰乱了文学的纯粹性。但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雅集、报刊连载，还是新媒体，作家一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作品抵达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作家如何在写作过程中“被看见”？我们要明白的是，每个时代的媒介结构不同，作家“被看见”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替，而我们这个时代“被看见”的渠道之一，就是自媒体。
在古代，文学传播极为依赖实体场域与圈层结构。吟咏、唱和、题诗等，都是借助“他者的可见度”来扩大自己的声量。这种方式与当下社交平台的“蹭热度”颇为相似。近代的欧洲，文学沙龙成为作家、出版人和评论家建立联系的核心场域。莫泊桑、左拉等文学大家，正是在此类“线下流量场”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位置。现代报刊时代，作家以报刊专栏、小说连载的方式稳定输出自己的作品，不仅将读者固定在每天的报纸阅读中，也让他们成为跨越文学与新闻之间的叙事者。比如，毛姆长期在各大报刊上连载自己的小说，保持与读者的高频联系，这与今天自媒体博主频繁更新内容以维系热度的逻辑并无实质性差异。线下签售会、电视访谈、杂志采访是作家构建人格魅力、扩大文本影响的重要方式，这又与如今的直播、录制播客、发小红书有什么不同呢？
有些人会说，雅集、现代报刊与自媒体的差异在于“流量是否可控”——雅集的受众相对固定，报刊的传播经过编辑筛选，而自媒体则是算法主导的“野生场域”。但这种差异恰恰揭示了媒介变迁的核心：互动的权力从“传播者”转移到“接受者”。今天的自媒体作者需要面对用户即时筛选，作家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应自媒体生态的“随机性”，以及“读者用注意力投票”的网络规则。
自媒体并非写作的对立面，而是这个时代一些作家主动选择的传播策略，它并不具有强制性。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选择”是否会造成主体性的损耗？
一些作家感到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作品的深度与独立性会受到“碎片化”的影响。但我认为，这种焦虑并不完全由社交媒体所催生，其本质仍是作家渴望被读者认可，它们只是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情绪即使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也以其他形式存在着。所以，关于“作家要不要做自媒体”的问题，本质上是“作家如何平衡自我主体性和外界声音”的问题。在信息密集、反馈及时的时代，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价值判断系统，明确自己在为何而写、写给谁看，又愿意为此承受多少不被理解的压力？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可能避免落入“社交媒体会毁掉创作主体性”的叙事之中，进而找到创作与时代共处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