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 北
晚清名臣张之洞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法国侵略者，维护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宁；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兴办工厂，编练新军，开时代风气之先。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汉，与张之洞的改革密切相关。然而，在张之洞的履历中，关于他在山西任职的经历却显得有些寥寥，《清史稿·张之洞传》也仅数笔——“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两年，但在史书中却作为其从京师清流登上封疆大吏高位之间一段短暂的插曲一带而过，这显然低估了山西在张之洞政治人生中的分量。
张之洞科举入仕，在廷试中得到慈禧太后赏识而获一甲三名，可谓进士群体中的佼佼者，但他进入清朝官场后，除短暂出任地方乡试监考官之外，始终没有机会主政一方。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末，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山西任职的经历让他的儒家情怀第一次经受现实生活的考验，也成为他从清流领袖到洋务名臣的转折点。
张之洞离京后，经河北入晋，历时十日到达太原府。他在行进途中发现，山西在遭遇丁戊奇荒的冲击后，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百姓食不果腹，经济结构畸形困顿，即使是省会太原府，也难见繁华景象。但张之洞并未因此消沉，因为浸润儒家经世学说数十年的经历哺育了其经世兴邦的雄心，他认为这正是自己一展身手的机会。
张之洞甫抵太原府，就针对地方人事和各类行政事务展开调查。然而，一些官员不但不配合，还合伙掣肘他的改革计划。于是，张之洞立即向朝廷参劾贪污公款的官员并将其撤职，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振兴山西，首先要澄清吏治，借着这把火势，他罢免一批州县官的同时，提拔了一些清廉务实的官员。张之洞深知以身作则的重要性，经常凌晨三点便开始查阅公文，早晨七点便开始会见官员处理政务。这种夙兴夜寐的工作习惯几乎伴随了他的大半生。
在张之洞的整顿下，山西官场风气大有改善。他顺势成立清源局，开始清查政府账目，并对赋税征收的具体情况进行统计核查，因为这些不仅关系到朝廷的税收，还与民生紧密联系。经过深入调查，张之洞掌握了最新的课税田亩数据，发现山西地方税目繁多，导致百姓负担极大，于是他立即奏请朝廷暂缓或废除一些税目，这些税目涵盖铁捐、潞绸捐、农桑捐、生素捐、呈文纸、毛头纸等。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张之洞一边派人指导垦荒并给予税收减免优惠，一边出重拳打击鸦片种植。张之洞对于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过去担任四川学政之时，他就告诫考生“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輶轩语》）”。为了打击鸦片贸易，他借鉴李鸿章在直隶禁烟的经验，设立禁烟局，调拨医务人员治疗吸食者。对于当时鸦片种植业比较密集的县，张之洞双管齐下，一边派人监督清除罂粟，一边引导当地农民改种农作物弥补损失。在他的努力下，山西的农业生产加快恢复，经济明显改善。
在整顿吏治和恢复民生取得了一定进展后，张之洞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文教工作，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改变当时山西落后闭塞的环境。张之洞拨出专款，并派遣军队协助修筑南北驿路“四天门”工程。张之洞修路之举不仅促进了山西与直隶等地区的民间商贸往来，也为地方士人前往京师应考提供了便利。为了防止汾河水泛滥引发洪涝灾害，张之洞强调不惜成本务必加固汾河堤坝。
开通风气不仅需要修路，也需要教育。张之洞对文教工作格外重视，他与地方学政筹划建立令德书院，仿照学海堂书院、诂经精舍章程，延请宿儒担任山长。张之洞主持建立的令德书院在教学内容上较为包容，汉学与宋学并重，既让学生打牢古典文献的基础，也鼓励他们与古人对话，提出自己的见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便曾受聘于令德书院；太原士绅刘大鹏也曾就读于此，并凭借毕生所学参与编撰《晋祠志》，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发展。
在山西履职期间，张之洞对洋务事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京师清流代表，张之洞虽然与保守派联系密切，但他并不迷信于传统，而是更倾向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曾经向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遭到冷落，而张之洞却认为李提摩太传播的西学可以为山西振兴提供助力，于是他专门在城东买下房产成立洋务局，并发布《延访洋务人才启》，向全国征召通晓洋务的人才。
在这篇“人才招聘公告”中，张之洞坦言“晋省僻处山陬，亟愿集思广益”。因此，无论是掌握天文地球学说，还是懂得制造军械和开采矿产的人才，都可以来山西一展身手，“量才礼遇”，由此可见其求贤若渴。为了帮助本地人了解西学动向，张之洞又多次派专人前往天津和上海购买各种西学书籍。当然，张之洞也知道发展经济仍然是重点，于是同时命人前往东南沿海聘请纺织工业的技术人才，顺便在上海购买新式织机和农器等。
正当张之洞打算在山西进一步大展拳脚时，清廷改调其前往两广。此时的山西，已不再是一片凋蔽，而是“民有余粮，官有余力”的全新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