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进

【龙山石窟】

　　龙山石窟名列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之巅，开凿于元太宗六年(1234)，是由全真道士披云子宋德芳主持营建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雕像风格粗犷，刀法简洁，且造像题材皆为道教诸神和玄门列祖，是十分罕见的道教石窟、研究道教石窟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龙山石窟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纯粹的道教石窟群。它开凿于蒙元时期，主创者为全真道士披云子宋德芳。金末元初，全真教在丘处机等人推动下臻于鼎盛，并获蒙古皇室尊崇。宋德芳秉承师志，于1234年至1239年间主持营建了这一道教圣地。

　　这一历史背景使龙山石窟成为研究元代道教史、神祇体系，以及政教关系的“活化石”。在中国石窟艺术谱系中，佛教题材长期占据主流，龙山石窟则以纯粹的道教内涵与完整体系，填补了关键空白，其存在本身即具备不可替代的宗教与历史价值。

　　龙山石窟有九窟，其中第九窟曾因倒塌被掩埋，后1996年被发现。这些洞窟依山层叠而建，规模虽不及某些佛教巨构，但雕刻技艺精湛，人物气韵生动，弥漫着浓郁的道教意境。

　　核心洞窟，各具神韵：

　　第一、二、三窟：分别为虚皇龛、三清龛（三清洞）与卧如龛（卧龙龛），供奉道教最高神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与道德天尊。造像庄重肃穆，衣纹流畅飘逸，尽显至尊神灵的威仪与超然。

　　第六窟：辩道龛，内容丰富，除主尊外，两侧刻有宋德芳及其弟子立像，为研究全真教祖师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七窟：七真龛，窟内正中为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两侧恭立其七大弟子，即“全真七子”（包括长春真人丘处机）。人物形象写实，神态各异，或肃穆或谦和，生动再现了全真教开创时期的核心团体，历史与艺术价值卓著。

　　龙山石窟的造像风格，既承续唐宋以来汉地雕刻的写实传统，又隐约融入元代北方的刚健之风，是元代雕塑艺术的杰出典范。

　　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一次野外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湮没于荒草之间的石窟群。他在《中国文化史迹》中首次向世界披露这一重要遗存，震动学界。然而在战乱年代，石窟饱受自然与人为侵害，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石窟才迎来系统性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工作人员发现石窟周遭岩体出现裂缝，渗入的水汽导致石刻表面盐分析出，造像面临粉化危险。文物专家创造性采用“微创修复”技术——以细如针尖的工具清理盐垢，再以特制加固剂渗透处理。为解决岩体内部积水问题，工程师于石窟顶部开凿隐蔽导水渠，根除隐患而不损文物原貌。

　　龙山石窟的保护，是一项融合人的坚守、科技赋能与代际传承的系统工程。一代代文保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巡查、环境清理与病害监测，织就了最基础而坚实的防护网络。与此同时，科技手段正日益成为守护利器：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建立起高精度数字档案，既用于监测石窟的细微变化，也为研究与修复留存永久的科学依据。而这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业人才的有序传承——越来越多具备考古、文保等专业背景的年轻力量加入，将前沿知识与田野实践相融合，确保文明守护的使命薪火相传。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石窟的价值早已超越宗教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然而，历经近800年风雨侵蚀，石窟仍面临石刻风化、岩体裂隙、雨水渗漏等严峻挑战。保护工作，无异于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与众多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石质文物相似，龙山石窟的病害是系统性的。近年来，文物保护已从早期的抢险加固，转向科学、系统的预防性保护。通过持续监测，文物部门掌握了石窟区的温湿度、风速等关键环境数据，为精准保护提供支撑。针对岩体稳定性和水害两大核心难题，工作人员实施了岩体锚固、裂隙灌浆与排水系统修建等一系列工程，竭力延缓石窟的老化进程。

　　文物保护工作往往琐碎而漫长。保护人员须如医生对待病患般，耐心诊断每一处病害根源，继而采取“微创”干预，既求治理有效，也竭尽所能保留文物的历史风貌。这一过程少有石破天惊的瞬间，更多是年复一年的监测、记录与审慎维护，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存续，更是对其价值和内涵的深入挖掘。随着学术研究推进，学界对龙山石窟在全真道史与元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些成果又反过来指导保护实践的开展。

　　与此同时，通过设立展示区、出版普及读物、运用数字化手段呈现石窟艺术等方式，龙山石窟正逐渐向公众展露真容。让更多人理解其价值，激发公众的保护意识，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传承。

　　走近龙山石窟，凝视这些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石像，我们不仅聆听到历史的回响，也见证着当下为守护文明印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