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英

　　蒋殊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七个人的花儿岭》（北岳文艺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我连读两遍。第一遍随故事沉浮，第二遍只盯着那朵花看。我读出的不单是一个村庄的兴衰，更是一条“花脉”的赓续。

　　这条脉，起于血色。1942年夏，日军“扫荡”至花儿岭，一名川军小战士负伤，被安置在村民王秋桃家。鲜血浸透衣裤，伤口已泛青黑。13岁的秋桃情急之下剪下新褂子的两只袖口，为他包扎。疼痛钻心，小战士的手心却始终攥着两朵被日头晒蔫的粉色蜀葵。他问这是什么村，当得知叫“花儿岭”时，开心地说“真好听”，小战士眼里有了光，“蜀葵，我们四川的，和我们村开得一样”。秋桃只听懂了“四川”与“葵”。伤员转入地道，秋桃也跟着进入。临别时，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半干的小米面饼，塞进小战士手中。

　　村子的代价，却是老槐树下横陈的83具乡民尸身，足足占了全村人口近三分之二。花儿岭元气大伤，秋桃离家参军。临行前，她特意去后坡撸下一串蜀葵花籽带在身上。

　　作者写小战士掌心的花，绝非闲笔，那是精魂。它让王秋桃从此与蜀葵结缘，也让“花儿岭”三个字有了沉甸甸的痛感。蒋殊太懂如何“种”意象——这朵带血的蜀葵，正是全书的根。

　　合上书，我脑中晃悠的不是村中7个人的脸，而是孤独症女孩米朵朵画在土墙上的“半朵花”。作者未写她为何只画一半，也无任何人追问。那半朵花，突兀而安静，像一道未愈的伤口，也像一扇虚掩的门。在旁人眼里，花儿岭是凋敝的，仅余7人；在米朵朵笔下，它是残缺的，只剩半朵。这半朵，比整朵更有力量。它是记忆的断层，是现实的隐喻。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她允许这“未完成”的存在，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蒋殊借米朵朵的笔，守护了一种“残缺的真实”。那空缺的一半，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留白给读者，也留给时间。这让我恍然，真正的乡村振兴，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边缘人”找到表达的出口，让那被遗忘的“半朵”得以补全。

　　驻村干部丛溪对蜀葵的钟爱，便有了深意。她爱的并非花，而是花背后的信物。她守护米朵朵的画，亦如守护花儿岭的未来。

　　小说中，最令我心颤的，是记者柳艺从文件袋取出照片的一刻。王秋桃盯着照片，脱口而出：“是他，就是他！大大的耳垂，左眼大，右眼小。”面对另一张照片上浸着大片深色污迹的红花布，秋桃喃喃自语，“我的，是我的”。照片中花布的花色，与她柜子里珍藏多年的一件红花衬衫一模一样，正是当年她救川军小战士的花布衫。

　　缘分接续，缘自四川一份市级小报上一则消息《台湾九旬老兵的太行山记忆》，王秋桃才知，当年的小战士去了台湾，生前始终铭记那段太行深处的救治。

　　缘分接续，还因了记者柳艺的职业敏感，她连接起四川与太行山，连接起老兵与后人，也连接起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视频通话，一通电话非为团圆，而是80年血色记忆的一次深沉换气。一包跨越海峡的花籽，被撒入王秋桃门前的泥土。

　　80年前的血性与80年后的乡愁，在此刻悄然闭环。

　　蒋殊写“乡村振兴”，避开了热火朝天的套路，她写的是“守”与“续”。7个人，势单力薄，却守住了记忆，续上了血脉。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代人常念叨的“根”。如今，根在，花便在。这书，是写给花儿岭的，是写给太行儿女的，也是写给中国大地的。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那朵曾攥在牺牲者手里的花，也别忘了那半朵等待补全的希望。

　　太行骨头缝里的一丝温情，被蒋殊细细剔出来。从一滴血到半朵花，这花脉，暖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