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中《小组长》一篇，口述者小刘，男，27岁，高中毕业，是某新华书店文学组小组长，月工资38元，口述时间为1984年。这一年我正好参加工作，且在疯狂购书期，周末必逛书店，那时开架售书实施不久，丢书现象防不胜防。“我们可不能开架售书，否则丢不起。有个柜台挡着，还照样丢书呢。前年开架售书一个月，我们组破损、丢失了七百多本书，国家赔钱。开架方便了读者，也方便了小偷，不行。领导让开架就开，他说赔了，让收，马上收。我不知道外国，也不记得‘文革’前的事，反正现在开架售书行不通。将来可能行，那是道德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事，光凭我们书店臭屁不顶。就这么隔着柜台卖，照样有人偷，抓住了罚钱。”现在的新书均已采用塑封包装，若无店员拆封，顾客无人上手，由印刷文化走向视觉文化、知识传播方式从单向走向多元交互后，人们的兴趣转移，好奇心顿失，读毕这段文字，倒会怀念起那个年代。

　　当时的情况，却很骨感，“卖一块钱的书，我们有二毛钱的收益，但还得纳税，还有破损、房屋折旧、工资支出。试行过承包，一个月就吹了。原因很复杂，我举个例子：营业员完成定额后，多卖有奖。可是奖金低于毛利率好几倍，于是营业员完成定额后不多卖，把好书、快书带回家去用业余时间卖——全部毛利归个人了，这哪行呢？还有别的原因，但我看还是不说的好”。

　　虽不允许，搭售现象却是普遍存在，“比如《霍元甲》搭历史小丛书。武侠读多了中毒，搭本《秦始皇统一中国》消消毒。《性的知识》《新婚必读》也快，搭一本《家用电器维修》。你们上别处看看，比我们搭得凶，《神拳》小人书搭两本文学书呢”。之所以如此，在于卖方市场的状况，读者属弱势。

　　没有天生的故事叙事者，普通人的生活里，却藏着一个时代最为真实的样子。论及个人生活，“谈恋爱当然得靠人介绍，先交朋友试试，行就发展，不行就分开。我想要的条件是品质好，政治清白，待人好，漂不漂亮无所谓。确实无所谓，反正是过日子”。一句“政治清白”，不是久在藩篱中的人，不会清楚此内花开莲现的含义。

　　当时的书店，多在老商业区的中心位置，自然十分引人关注。1979年拍摄的电影《瞧这一家子》，便是以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为背景展开的故事。甚至还编出过许多段子，“有读者买书：‘请问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吗？’店员：‘上三楼科技部’”。“又有读者买书：‘请问有没有旅游方面的书？’店员：‘有一本《旅游指南》。’顾客：‘对不起，我准备到北方去’”。

　　回看类似的口述文学，一则体悟时代的进步，步伐的大小，有道是社会的伟大，正在于普通人的进步。一则感受时代的变迁，思绪凝固于前，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可能再有一个40年。命运岂是游戏，没有再来一局的可能。祸福并存，命运无法预测，却有大致方向，青年人日午月望，未来或是一项未知数，中老年人无非是一日不如一日的命途，穷天人之际，究事物之变，衰老是成长的另一面，是青春的失散兄弟，正因如此，越发对命运的无常，充满敬畏。

　　惟有发黄的书页，不在乎岁月的沧桑。渊雅可传，世俗也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