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叫《白色不算色彩》，获《文学》杂志（现《安徽文学》）年度奖。这是一篇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那时我20岁出头，不懂爱情，却及其庄重地写爱情。40年过去，得奖的是少儿作品，而我离开童年已经很久。说起来，人这辈子是在缺什么找什么。好在爱情和童年都是人生最美好的礼物。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作比较，我更喜欢儿童文学的表达。

　　在语言上，儿童文学要求用最少的字词传达出最丰富的意象，字和词要准确，不能含糊。在氛围上，儿童文学允许你使用丰富的想象力，这个很过瘾。在格调上，儿童文学鼓励你表达纯真。我喜欢纯真的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夏加尔的绘画，童声合唱团的歌声。其中纯真的因素和我内心一个地方发生共振。干脆说，我是一个纯真的人，厌恶谎言虚伪，厌恶勾心斗角。人的一生如此短暂，用它说谎争斗完全是倒行逆施。如果把你心中的风景和故事用纯真的方式讲出来，作品像一块凝结甲虫的琥珀，谁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呢？

　　我的亲人中就有乌兰牧骑队员，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他们的故事成长。说到乌兰牧骑，我第一个想到其其格姨妈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情景，她化着妆，黑眉毛，红脸蛋，蒙古袍装饰的亮片闪烁迷离。我们完全没想到她会这个样子，太好看了。其其格姨妈，其木格姑姥姥和我母亲乌云高娃在新中国成立前一起参加革命，加入“文工团”，即后来的乌兰牧骑。她们既是领我上公园吃冰棍的长辈，又是登台演出的演员，我感到自豪。小时候，我记得她们穿着大翻领的毛料西服和布拉吉，让人感觉生活美好。然而乌兰牧骑队员的工作是另一回事。那时候去牧区没有公路，也没有机动车，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坐牛车，骑马或步行到达目的地，十分辛苦。比方说，如今从翁牛特旗乌丹镇到海拉苏镇，距离62公里，开车大约1小时。当年乌兰牧骑的队员们要在沙漠里走两天两夜，白天酷热，晚上寒冷。没有水，靠身上带着的几个沙果解渴，还可能遭遇沙尘暴。遇到一户牧民，他们要停下来，在牧民惊愕、欣喜、感动的表情中完成演出，然后和牧民一起劳动，牧羊，打草。最重要的，他们给闭塞的牧村带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无愧于红色文艺宣传队的称号。我在作品里还原这段历史，以孩子的视角树立乌兰牧骑队员的英雄形象，放置在游牧文明的背景中。

　　《乌兰牧骑的孩子》《篝火与星空》的写作，与其说采访乌兰牧骑队员，不如说去探索游牧文明的奥秘和蒙古族文化的精髓。这些因素可以奠定作品的美学根基，据此刻画乌兰牧骑队员和牧民们的心灵。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参加工作之前就是牧民，所以他们和牧民水乳交融，语言方式和心理模式高度契合。但你得深入了解牧民才能刻画他们。我多次去赤峰市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和克什克腾旗深入生活。还去过通辽市的科左后旗、扎鲁特旗，以及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的牧区，幸运地走遍了内蒙古。和牧民在一起，是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天气，草场，动植物和羊群牛群。了解牧民们的欢乐与悲伤，听他们讲河流的故事，天鹅的故事和狼的故事，一起放羊，打草。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你被换了脑子。

　　一旦动了笔，所有的人物都栩栩如生。他们按自己的腔调说话，按自己的性格办事。这时候写的东西，感觉沉甸甸的，暗自欣喜。我觉得儿童文学不仅是几个孩子之间的故事。我写草原，就要把草原上的人们和孩子都写好，甚至动植物也要写好。他们是一组群雕，从哪个角度看都真实生动。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写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包含动物志和植物志，荟萃民间故事与民歌。好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不应该因为儿童文学就稀薄文学浓度。写儿童文学作品，除了故事，我还喜欢把少年读者的目光引向大自然。你如果观察一株青草，会觉得它的高度，长度，色彩和纹理都很完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一座湖泊的美，一片白桦林的美和一群天鹅起飞的美告诉孩子们呢？我觉得美是高于教化的发现。

　　我不知道内心有童真的作家多不多，我觉得我算一个。这倒不是为了写儿童文学伪装出来的童真，而是从来如此，如影随形。童真这个词听上去挺好，但会被有些成年人觉得幼稚和傻，我已年过六旬，带着这些评价有惊无险地走过来的。童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当别人轻慢你，贬低你的时候，你竟浑然无觉。老天爷的公平就在这里，他把如此宝贵的童真赋予一个人，同时赋予他一种保护机制，那就是“傻”，使他不为自己的童真而感到难堪。

　　想起特朗姆斯特罗姆说：“蘑菇是从地上伸出的求救的手”。上前用手去碰一碰蘑菇的手，在大自然里漫游，并与诗人的一句诗相遇，是最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