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假”是有成本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各方有意无意忽略了这点。对于这一课题的严肃探讨，必然要有基于实证数据的专业测算。而最新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平均需承担1.72万元的育儿假直接成本”。解读这一数字，“绝对金额”的高低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企业一方所占的“相对比例”。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作为雇佣方的公司主体，几乎是“育儿假”的唯一买单方。

　　近年来，在鼓励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大基调下，地方比着赛着“大派福利”，制订的“育儿假”一个比一个时间长、一个比一个待遇好。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已有27个省制订出对有3岁(6岁)以下子女的男女职工每年可休5-20天育儿假的鼓励性或强制性规定；这其中，有21个省以“育儿假视为出勤”“休假期间工资照发”等形式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换而言之，这相当于是“我请客，你买单”，疑似慷他人之慨。

　　企业承担“育儿假”成本的大头，这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这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生育”更多是一项私人事务、私人决定，从整体而言，则有利于社会长远的公共利益。就算是基于“谁受益，谁承担”的朴素逻辑，让“不曾因之获利”的企业为之过多掏钱，总归是难以服众。从现实情况看，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企业对此的消极抵触，于是地方规定的所谓“带薪育儿假”，往往变成了“无薪假”甚至是“纸面假”。

　　倘若要真心实意的推动“育儿假”落地，那么就回避不了要重新设计一套公允的、可行的成本分担机制。这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明确“分配比例”，再者则是理顺“资金来源”。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厘清公共财政的支付责任，以及作为责任支撑的“收支安排”。在“生育保险基金”客观上处于紧平衡的情况下，如何辗转腾挪，设计起一套足以覆盖掉“育儿假”主要成本的专项支持体系，需要有全方位思考才是。

　　在减税降费，降低市场主体用工成本、经营成本的大背景下，一股脑把“育儿假”成本压给企业，不现实也不合理。作为福利的“育儿假”，理应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公共兜底，包括经费的保障、制度的保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