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村满共只有两株苹果树。一株“国光”，结下的果子个头小、口感差、皮却是牛厚，一口咬下去，牙齿打个滑，“牛皮”无损。另一株倒是又大又甜，可惜每年挂不住多少果子，长在敞锅爷爷家的院里，四周用刺棘围护着。敞锅爷跟我父亲要好，那年秋后来串门，破旧的草帽壳里兜着三个苹果。这爷姓李，三兄弟中的老小，因为穷，娶下的女人身体不大利练，婚后生了一个女娃，也是多病，最终还是没保住。没过几年女人也死了，留下他和老父亲，两个光棍将就过日子。敞锅爷面恶嘴冷、性子极戛，见到他，村里的恶狗都吊着尾巴溜边走，牙都不敢呲一下，更不敢大声喧哗，我自小怕狗，所以视他为奇人。也是个热闹人，大到白胡子，小到开裆裤，跟谁都没大没小的说耍，生产队集体出工，喊一声“敞锅叔”没有应，地里的气氛都会变凉。

　　三个苹果，我分得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归大妹，爸妈不爱吃。大妹嘴馋，两个苹果几天后就不见了，然后我俩再分大的。啥味道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苹果这东西，咱小时候也是吃过的。还记下了喜欢孩子的敞锅爷和那神奇的破草帽。

　　苹果娇气，不像桃和杏，平地坡地都不挑，更不比枣树核桃树，沟里也能长。对塬上百姓而言，把世世代代的麦地玉米地统统栽上苹果树，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革新。土地刚下户那些年，大伙竞争攀比的核心指标是谁家攒下多少粮食。

　　最近突然忆起当年未曾留意的一个细节，上大学或是刚毕业吧，总之上世纪90年代初，每次回老家都会发现柴垛子上多出几捆树秧子，直溜溜的，不像平时烧的槐树枝那么张牙舞爪，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异常。问父亲，说是上面发的果树苗，家家都有，“哪个栽它，都烧火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猜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新现实里长出新梦想。有人承包了大队的公地，栽了一园苹果，亩产一千大几百斤，一斤两块多钱，十几亩地打下的麦子都值不了这些钱！于是心眼活泛的人坐不住了，起而行之，成为典型。典型引路，没几年塬上麦地都成了果园。从前是把酒话桑麻，现在打照面，总少不了一句“今年果子咋说”。

　　谭坪塬到壶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公里。果商大车小车收了，有时就用“吉县苹果”的纸箱子包装，吉县人自己都吃不出两样——同样的黄河边，同样的气候和海拔，同样的土质、光照和生长期，谭坪塬上的苹果只会更好，因为化肥农药得花钱买，用农家肥的话，只要舍得吃苦就行。

　　当时乡宁县十几个公社，没有煤矿的大概只有谭坪。但一举成名的苹果，却带领塬上父老一步跨过“部分人先富”，直奔“共同富裕”而去，而且一起步就是青山绿水。感谢“红富士”的强大气场，我心中的谭坪塬从此充满豪迈之气、自带骄傲光环，我的热爱之情也渐渐摆脱了感念生身之地和父母之乡的局限。

　　顺带交代一下敞锅爷吧。他后来到山下招亲，给人当了上门老女婿，此后再未谋面。这些年回家，偶尔会听人说起，每次都少不了一番唏嘘。他若健在，当已年过七十，晚岁逢盛世，也算有福之人。碰巧能看到这篇文章的话，我想对他说一句：草帽壳里的三个苹果，我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