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是近代地方史学者、太原县（今晋源区）赤桥村人，他的《日记》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记起，直到他仙去的前五天即1942年8月25日止，记述了半个世纪的社会百态、世相万种。内容极其丰富，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许多社会现象，对今人来说，已相当陌生，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但又确确实实曾经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他亲见有人背着自己的“四五岁小儿，卖与邻村农家”。那是因为穷困，活不下去了，忍痛出卖自己的亲骨肉。还有人从遭受旱灾严重的雁北、陕北等地买回女人。

　　当时，种植罂粟、吸食鸦片成为风气，不但危害人的身体健康，还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刘大鹏对此深恶痛绝，《日记》中对此有着大量记载，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有染毒瘾后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卖老婆的，有当窃贼小偷的，令人怵目惊心。刘大鹏忧虑地说：“鸦片烟之为害，不可胜数矣。”

　　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穷困状况，《日记》中更有着许多记载。“民穷财尽”“民生凋敝”“农家破产”“世困民贫”“生路杜塞”“家家乏食，户户忧穷”……以及“百物腾贵”“物价飞涨”等，是《日记》中最常出现的词组。

　　刘大鹏认为，军阀混战，加税加征，地痞流氓勾结官府横行不法，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直接原因。他写道：“人民困穷，殆将有不支之势”——这样的世道，百姓生活能好得了吗？

　　民众极端贫穷引起的连锁效应，自然是弱者寻死上吊，强者明火抢劫，不弱不强者小偷小摸。晋祠钱局被抢；某商号被抢；某人带着钱在沙河遇劫。甚至有小孩子去外村亲戚家拜年，半路上竟让人把衣服脱去，把篮中的馍馍抢走……就连刘大鹏种在地里的玉米、红枣等，也经常被偷。他有时也去地里看守，但他心里很明白：他提防的哪里是什么“贼”，全是被贫穷饥饿逼出来的、“家中无食”的普通老百姓。

　　《日记》中也写了当时民众对当局的反抗，有一次他在太原，亲见“忽有百姓为群，约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抚衙门告状”，要求减轻苛捐杂税；还有“粮店皆闭门不做生意”罢市的；有群众满口激烈之辞，大骂“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为好”而泄愤的……

　　对于清末的买官卖官，《日记》中还列出了价目：“以二三千金而得府道”“以千金而得州县”“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还写了讽刺诗：“不用读书能出仕，做官全藉有金钱。”

　　《日记》里还记述了朋友之间在困难时互相帮助的纯洁友谊。崔铎、张资深、郝景文等友人送给他米、面、酒、藕根……他都一一笔录。也记载有学者、文友之间互相观摩文章、切磋学问的情景。

　　《日记》包罗万象：气候冷暖、旱涝灾害，天龙山、晋祠祈雨，义和团运动、粮食蔬菜品种、农业生产情况、雇工价格、赋税差役、各个历史时段的物价……还描绘了民风民俗，各个节日的庆贺、祭祀、饮食、庙会、文艺活动、婚丧嫁娶的各种程序、礼节、礼品、费用以及服饰、宴客礼仪等。还有科举考试的程序、场景、氛围甚至卷面履历格式……

　　一册《日记》是半个世纪的历史风情画卷，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是研究那个历史阶段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各取所需，根据《日记》，编出了当地那段时间的大事记，列出了太原县历任知县、县长名录及其任职时间表，记录了各商号店铺的名称、经营范围、经济实力……

　　但《日记》又何尝只是收录县、镇、农村家长里短的小事？国家大事也多有准确记载：溥仪当满洲国“执政”；冯玉祥、阎锡山倒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张学良、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来到太原、晋祠各是什么时间？直隶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日本侵略者入侵后，杀人放火抢劫的罪行，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爱国民众与日寇作殊死斗争的场景……《日记》中都了了分明。

　　当然，也有很多新生事物被记入其中：火车、汽车、自行车、种牛痘、演电影、机器磨面……

　　欣赏刘大鹏先生的著作，感受多多：庞杂的内容，他用半文半白、夹杂着方言土语的语言写来，得心应手，简约得当。毫不夸张地说，刘大鹏是位饱学、严谨、勤奋的史志专家，也是一位积累厚实、见解深刻、文笔洒脱的高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