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故我在”，写作除其重要使命与职责之外，还是我们寻觅快乐、追逐快乐、享受快乐的一种特殊方式，像孩子嬉戏着捕捉绿草地上的蝴蝶。让我们祝福快乐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书里，他们不朽了。但写作的欢乐总是混杂着写作的焦虑，反过来，也是如此。对于一位严肃作家而言，不存在终点，不存在完成；写作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局外人看到书斋中的那个人是平静安宁的，他偶尔把目光投入暮色苍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写作者知道，他内心的挣扎是多么惊心动魄。只有这样的历程才能保证写作的价值。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表面随随便便的随笔，都是和人的精神密切相关，和永恒相关。

　　匮乏创造力而无法建立独特鲜明的风格，你只是一个平庸写手。即使被文坛接纳，受大众欢迎，任批评家鼓吹，甚至大获文学奖，仍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平庸。而一旦建立自己独异鲜明的风格，又容易陷落其中难以自拔，用不断地消弱自己文本审美的力量，最后窒息珍贵的才华。

　　风格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呈现自己，另一方面束缚自己。有多少作家，被风格囚禁，变得焦灼不安、茫然无措。一些作家被迫退隐江湖金盆洗手，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腐朽与死亡”，束手无策，转而遁入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或其他领域寻觅重新发展的机会而往往成功。

　　超越，说来容易做来难。

　　以这个绝对尺度衡量：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伤痕累累的失败者。每部杰出作品都渗透着失败的悲凉。包括伟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贺、陆游，包括莫言、张承志、于坚和残雪。当我们洞察了个人的有限性，能够建立起自己独异鲜明的风格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无法艰难地突围，我们可以理解。马拉美宣称：“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完成这部永恒之书，每个作家奉献出去某个故事，某个章节，某个句子，某个标点，某句话，消隐于历史的黑洞深处。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