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素有“子夏寓地，则天故里”之誉，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县。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历史长河中，能够更好记录一个地方人杰地灵、风云激荡、世事百态的，应该是作为丧葬文化重要部分、与墓主沉埋于地下的墓志铭。金石不朽，这也正是墓志文在《全唐文》中占一半多篇幅的主要原因。

　　墓志铭虽属个人史、家族史，但背后映照的却是民族史、王朝史。我们已见的墓志铭，仅仅是深埋地下存量的九牛一毛，其中先前发掘出来的，有的散佚在各种墓志铭汇编书籍中，更有大量的石件散落在民间，私藏而不为世人所见。

　　如果把这些难以拾得的历史记忆碎片集中起来，便尽可能清晰地展现一方地域、一个时代的历史概貌，我想，这也正是学礼兄寻访搜觅、呕心沥血、历时两年编著《大唐墓志说文水》的价值所在。时间聚焦在唐代，区域集中于文水，重点放在了女皇，以一县来出一本墓志汇编，容量如此宏大厚重，篇篇都有当地文化的剖析解读，这样的做法，这样的体例，在全国县级范围内是非常少见的。

　　本书所收共120方墓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家庭、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了文水一域的风土人情、士族谱系、官府生态和大唐风云。就我粗略的阅读，觉得以下方面更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就此我做一些重点的指引，供大家在赏读时关注留心。

　　本书收录的墓志铭中，文水当地出土的17方，包括地方绅士、县府要员、武氏后裔，除其中3方外都是第一次公开发布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书中还收录了学礼兄从洛阳、西安、佛山等各地书商手中购买的、之前未见发表的墓志拓片7幅。此外，还收录了散见在各种墓志汇编中的在文水担任过县令、县尉、主簿等县府官员及其家属的墓志，还有封为文水县君的墓志，计31篇。以上共55篇，这些志主的生活范围与主要事迹，就在文水。

　　明成化《山西通志》称文水曰：“民素刚劲，俗尚俭朴，勤力稼穑，颇尚文学。”说文水“颇尚文学”，其实是有文化传承和历史渊源的。卜商，字子夏，被后人誉为“孔门十贤”。孔子去世后，子夏历时40多年在文水讲学设教，其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思想，受到世世代代文水子民的尊崇和追捧。这一史实，在《大唐墓志说文水》的墓志铭中，也有切实的记载。比如：《大周故版授虢县令樊府君之志》载：“左邻晋水，连剪叶之桐珪；右带商岑，浃儒风之道涧。”《大周樊君（令休）之志铭》载：“右迩商岩，则银宫石室。”《唐故武君（则）之志》载：“西北丘陵，清风扇卜商之化。”尤其是《唐处士受阳成君（忠）墓志铭》中载“南望汾水观如掌中，北顾子夏退老之山。”关于子夏设教之地，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止，除文水之说外，还有陕西韩城说、山西河津说。文水出土的一千多年前的墓志铭，字字句句铁证如山，无须言辩。

　　书中关于武则天以及武氏家族的墓志，搜集数量多，价值也最高。《大唐墓志说文水》以各地最新发掘的墓志为寻找目标，收集武则天武氏近亲及其后裔、族人的墓志共32方，搜集武则天子女及其后人、朝中大臣、身边近臣、宦官御医以及高宗李姓后人的墓志共31方。这样量级的武则天家族墓志，在一本书中以一个主题汇集，这在我有限的视域内实属稀有。特别是学礼兄从西安朋友处搜得武则天二伯父武士让的墓志，这是新近出土发现的、辈分最高的武氏墓志，志文中关于武士让的名、字、职官以及祖上仕历，与史籍所载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大可修补正史。这些武氏墓志，对于史学界廓清历史迷雾，全方位、多角度认识武则天、研究武则天以及研究文水唐代史，其作用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务实的。

　　墓志铭研究是一门学问，因其难而涉足者稀。我认为其难有四，一难在文辞艰涩，用词典雅考究，属文言中的精品，能顺利读懂一篇墓志铭，需要较好的文言功力；二难在墓志铭因石材磨损，多漫漶不清，加上异体字、缺字漏字，为其辨识增加了难度；三难在每一方墓志铭往往是独立存在，死者的经历记述极为简略，成为墓志研究的困难；四难在墓志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藏，访寻搜集非常不易。学礼兄两年内单枪匹马善始善终，其间的辛苦和困难可想而知。单方的碑拓微不足道，众多碑拓做系统整理，便是学术研究的瑰宝。学礼兄深谙其理，不仅网罗志文，搜寻拓片，还对每篇作深度“解读”，这在其他同类墓志书中是没有过的。所以说，这本《大唐墓志说文水》用功扎实，史料丰富，为国内的武则天研究，填注了新材料、新思考、新方法、新体例。

　　学礼兄近年来专注于武则天研究，角度放在唐代墓志里与文水有关的史料，由此深入开掘唐代文水的历史研究，让唐代的文水鲜活如初，其立意和情怀值得称道。

　　应该说，《大唐墓志说文水》是一本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书，一定会让人大开眼界，并且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