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本书中，我领教了王学礼搜集梳理资料的功力。

　　从2022年起，王学礼又开始了自己新的追求，搜集到有关武则天和文水县的120方墓志铭，结集成55万字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三晋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赵学文先生在《序言》中说：“随着镌刻在嘉石上的文字而鲜亮灵活。墓志铭也因此成为正史的补充、历史的见证。”“作为丧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墓主沉埋于地下的墓志铭，虽历经千年尘封，出土后其光华依然顽艳夺目，金石不朽……”

　　文水一向被誉称“子夏寓地、则天故里、胡兰家乡”，王学礼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不仅延续了他搜集资料的功力，而且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充分发挥地域的优势，由点及面，获得跨越时空的极佳视角。

　　墓志铭是生者对死者的盖棺论定，也是死者向生者发出的遗言古训。墓志铭正是逝者穿越时空向生者、向人世发出的声音。陵墓中发出的声音无须造伪，言之凿凿的墓志铭不容朝令夕改，字字句句铁证如山。王学礼从丧葬文化中，挖掘出大唐盛世丰厚的历史和时代内蕴。

　　还是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透过墓志铭，探讨死者的“临终心态”：有“坦然接受”型，有“无憾而卒”型，有“视死如归”型，有“抱憾而终”型，有“悔恨不已”型，还有“怡然待终”型、“忧愁不寿”型等，大千世界，千人千面，心态万相。

　　墓志铭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写照，也反映着某种生死观，还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与主观判断。

　　王学礼的《大唐墓志说文水》一书收集的120方墓志，一是有关唐代文水县令、县尉、主簿以及处士、其他文水人的墓志；二是武则天家人、侍臣等与武则天紧密关联人的墓志；三是属于文水武氏族人、后裔的墓志。每一方收录的墓志，都包含拓片影印、志文校录、墓志解读三部分。

　　墓志铭是对死亡的凝视，是对生命的眷念和回顾。

　　墓志铭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视为一种文体。志者，记也；铭者，名也。无论古今中外，均有“纪念碑性”。按照中国几千年积淀形成的文化观念，一个人无论一生怎样穷困潦倒，命运怎样坎坷沉浮，最后只要赢得个“保持晚节”“善始善终”，走得风光体面，人们也会给他一个“不枉此生”的定论。

　　墓志铭总是以逝者的生命经历为创作因缘，它在宽泛的意义上讲，不妨看作是一个人的生平传记。从古至今，大量墓志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记载和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的个体生命价值和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情。

　　墓志铭的表相，再现的是逝者的面容，而铭文则是被斧凿活化的声音。

　　《大唐墓志说文水》收录的都是唐代墓志，但王学礼把隋代墓志关于子夏山的信息放在了首篇。孔子高徒子夏在文水隐泉山设教讲学，于是有了“子夏遗称”“僧光旧迹”的摩崖石刻，以此篇作为开卷，隋启唐承，让人尤觉编纂者独具匠心。

　　王学礼在搜集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既有在文水境内出土的一些墓志，也有从洛阳、西安、佛山等地书商手中购买的墓志拓片……以至赵学文读后感慨万千：“顿觉那些冷冰冰的志石此时似乎有了温度，好像志主和我们在作千年对话。唐代文水的历史风云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而是不同地位、身份、性格、经历的人的命运跌宕的生动再现。”

　　墓志铭还包含了“生死两茫茫”，阴阳两界由此隔空喊话：逝者在生前说话，却明知它在其死后被阅读；抑或由生者想象，死者生前未曾吐露的心理潜台词。总之，这是一个虚拟的、跨越生死的言说行为。

　　从墓志铭里，后人还能够看到，生死临界之际，当赤裸裸灵魂无奈离去之际，人之初的“粉墨登场”到了曲终灯暗的“卸装时分”，在此生离死别的时刻，无疑会袒露内心的纠结和矛盾。

　　我小时候，看《冰山上的来客》，有句话一直不懂。侦察兵把古兰丹姆救出来，自己中了黑枪，临死前，古兰丹姆对死者说：“记住我，我叫古兰丹姆。”活着的人竟然恳求死者记住她，岂不是匪夷所思？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我懂了。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有亏欠，面对死而无憾的逝者，能把活着的人带入历史记忆，乃是一种奢求。面对墓志铭，我们往往会产生生死纠结：有些人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着；而众多活着的芸芸众生却如同行尸走肉。墓志铭成为映照人生的一面镜子。

　　墓志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生死两界的沟通和互动。

　　赵学文先生在序言中说：“墓志铭研究是一门学问，因其难而涉足者稀……单方的碑拓微不足道，众多碑拓做系统整理，便是学术研究的瑰宝。”

　　感谢王学礼先生用精彩的书写让读者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