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先生的父亲刘明老先生，思想开明，很重视教育，极力督促儿孙们读书学习、扩张眼界。他曾说：“富贵由天定，非读书所能贫也，况吾家本贫，读固贫，不读亦未必不贫，吾子吾孙安可以不读乎？”所以刘家尽管不富，但也竭尽全力供子孙读书。

　　刘大鹏先生9岁时，就在本村宿儒刘丽中先生的私塾开蒙读书。后入太原县桐封书院、省城崇修书院进修，前后30余年，系统地读了诸子百家。除此外，他还喜欢看兵书战策、自然科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和报刊，学得很杂。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六的《日记》中，就有他阅读《几何算学原本》的记录，正所谓人们常说的“闲书不闲，开卷有益”。他一辈子与书结缘，直到晚年仍“四书五经留于心中，不至全失”。甚至在他去世前数月，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偃卧在床，仍然默默背诵儒家经典中的章节。

　　刘大鹏先生阅读了海量的书，来源于何处呢？他的父亲刘明，曾在太谷县李满庄经营过木材生意，家境稍宽裕时，他自己买一点书，但量很少。《日记》中第一次买书记录是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初四，他去晋祠赶庙会，在一个杂货摊上见有一部《三国志》出售，他爱不释手，倾其所有，花了“三百廿钱”买到手，“如获至宝”。

　　《日记》中还记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赴北京参加会试，游览京城最大的书市琉璃厂，但见“经史子集，如山如阜，如入兰台之室，（令人）目眩神迷。有平生未见之书，浏览翻阅，爱不释手者甚多。恨己贫穷，莫能多购”。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平时也常有好友赠送礼物，若是其他东西，刘大鹏先生能拒绝的都要拒绝，但如果是笔墨纸砚等案头用品，特别是书籍，则来者不拒。有时他也托外出的朋友代买，但主要是借阅、抄录。他文化界、教育界的朋友多，诗书交流是常有的事。

　　刘大鹏先生有多年的教学经历，特别是在他中举人后，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到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家当私塾先生，前后13年。授课之余，有大量的时间可用于阅读和写作。南席村晋商多，有钱人多，读书人也多，那些人家藏书丰富，借阅十分方便。而且还能看到官方公开的公文、朝廷大臣们的奏疏。《日记》中就有很多他阅读曾国藩、李鸿章、刚毅、倭仁等当时朝廷重臣奏疏的记录。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更关注时事政治。

　　当私塾先生后，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有能力买书了。他到南席村坐馆第一年九月初八的《日记》载：“弟子武人瑞自京来归，为余捎买一箱书籍。有《御纂七经》共16套；《御批通鉴辑览》两大套，共24本；《皇朝经世文编》4套，共24本，贺耦耕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两套，共24本，葛子源辑；《康熙字典》1部，洋版。”这次购书，应该是他出手最大方的一次。

　　随着刘大鹏对考取科举功名的日益淡薄，他更注重于自己撰述，阅读的目的大多出于写书的需要。榆次车辋村常家，经商、教育并重，是清代著名的“儒商世家”，出过多位进士、举人，秀才就有100多名，创办了山西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涌现出了常遇春、常赞春等数十位著作颇丰的学者、教育家，常家设有“石芸轩书院”，藏书颇丰。车辋村距刘大鹏执教的太谷县南席村不远，他在编撰《刘氏家谱》时，就曾去常家参阅有关谱牒、姓氏源流方面的书籍。

　　刘大鹏于清宣统元年（1909）辞去私塾先生一职，回到家乡赤桥村。进入上世纪20年代以后，他曾被推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太原县议会议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出任过县教育会副会长、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以及太原县商会特别会董、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还和友人合作经营过煤窑，主持修葺晋祠古建筑工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社会活动、公益事业，以及家庭事务，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和阅读。在家境尚可时，曾一度订阅天津《益世报》、山西《山西政报》《并州日报》。当时，晋祠设有“民众教育馆”，他常把馆里的书、报借回家阅读、抄录，也买过《太平御览》等少量喜欢的书籍。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刘家日益贫困，连订报的钱也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买书了，但他爱书成癖，仍能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读物。如山西辛亥革命元老、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将军，曾大力支持刘大鹏修葺晋祠，两人结为好友。黄旅长是位儒将，酷爱读书，也有很多书报，他在晋祠建有别墅，经常派人把书籍、报纸借给刘大鹏阅读，有的读物就干脆奉送了。

　　乡贤刘大鹏先生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