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读书需博闻强记，而且要在记忆力旺盛的弱冠年华多读多背多记，不断积累、积淀。他曾为子侄讲述自己青年时代强化记忆的故事。弱冠时，尝与家中西席马生较劲记性，以53篇文章比试。结果年长的马生一天下来仅背得四五篇，自己一早即35篇上口，而且不爽一字。傅山以此告诫子侄，并非自己天资高于西席马生，“此时正是精神健旺之会，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然如此能记时，亦不过六七年耳。出三十则减五六，四十则减去八九，随看随忘，如隔世事矣”。这是傅山先生读书与治学实践的体会，一个人最佳的记忆年龄也不过五六年，一旦误过，追悔莫及。记忆是读书的基本功，也是治学的前提，必须牢牢把握弱冠之年的黄金年龄，记忆、储存前人优秀成果。

　　其二，读书包括著书，要反复精读，“非颠倒数十百过不可”，需勤学、勤问、勤查书，不要苟且了事。更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书要明辨是非，取是去非，吸收有益有用的东西。他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读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所谓“不依傍”，就是要独立思考，自出新意，自成一家。世间事物在不断变化，所谓“新”“旧”，都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名为读书人，就应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昨日新，前日陈；昨日陈，今日新；此时新，转眼陈。”“读书如观化，今昨无所住。”客观事物既然在不断变化，一个人的知识学问，也就应该与日俱进，随时俱变。在他批注的子书中，就表现出这种精神。

　　其三，读书与治学要专精与博综相结合。所谓专精，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专精下苦”，一是俗话说的“一通百通”。傅山先生在解释“专精”时说：“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他在《家训》中教子孙如此熟读《左传》：“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养性、学问，都向此中求之。”傅山虽然提倡专精，但并不满足于专研一书，而是通过一书打好学习基础，为进一步“博综”创造条件。他说自己“至三十四、五，始务博综”。其同学戴廷栻说他“二十以后，便读十三经、诸子”，以及宋以前的史书和佛经、道藏。他自己也说，“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可见从二十岁开始，他已博览群书，为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训子侄》中说：“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左传》《离骚》《庄子》《管子》，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把经、史、子、集的几部主要书籍，都加以细读，就是为了达到博而精的目的。

　　傅山先生的读书方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批注。读书时，把自己认为的重点和见解，用墨笔或朱笔，批在书眉、书缝之间，对于十三经、十七史，他都下过这样的功夫。

　　二是札记。边读书边作笔记，有的札记，还经过再一次的提炼和修饰，他的《荀子》《淮南子》手稿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是索引。编写索引，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但在300多年前，傅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先后编写完成《春秋人物韵》《地名韵》《两汉书姓名韵》。

　　四是删订。比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他认为有优点也有缺点，需“删削冗繁，而与其称谓不当者尽深涂易之以正名”。

　　傅山先生生前，除戴廷栻刊刻的《晋四人诗》中收录其少量诗、赋外，再无诗文著述刊刻，直到清乾隆十二年（1747）才由张耀先广泛搜罗刻成《霜红龛集》行世，并被后世不断将散落民间的诗文补入。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自述的“著述无时亦无地”，更在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批注的《荀子》《淮南子》读书札记为定本，但鉴于他学识渊博、眼光犀利以及读书方法的缜密，纵然自己不认为是精品，却已不愧于列入著作之林了。可以这样说，傅山先生读书也正是在著书，至少是在储备著书的材料。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体现在对于经史与诸子典籍的批注、札记、索引中，这也是他学术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与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