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进太原九中后，很快就被体育老师高风春看中，让我进校篮球队训练。印象中，高老师异常敬业，在校园操场，总是见他穿一身原本深蓝却已褪色为淡蓝色的运动服，脖子上也总是挂着哨子。训练我们时，他喜欢将短促有力的命令与尖锐的哨声交替使用。日常训练在早晨6点开始，夏日里还会再早点，我从家里到校总是不赶趟，高老师便安排我住进了校园排房集体宿舍。之前在家懒散惯了，猛然被高老师这样一管，生物钟被来了个强制校正，一时还真难以适应。高老师一早便开始挨个敲门，喊我们名字，有时候还吹几声急促的哨子，那感觉就好像有人朝你头上骤然浇一瓢凉水，不清醒都不行。最初，我哪能受得了这苦行僧般的锤炼，迟到自然是家常便饭。篮球场在田径场北边，我的宿舍在田径场东南角，常常是睡眼惺忪地穿过田径场去篮球场，哪想到那黑着脸的高老师每每就在田径场中间候着，等远远地看到我在排房那里出现，便高喝道：“谭曙方，迟到了！跑步！”有时候跑过他身边时，屁股上还得挨一脚，当然是示意性的。

　　比训练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饥饿。作为一名中学生，我每月的粮食定量好像是27斤半，那时凭粮票购粮，粮票分细粮与粗粮，细粮所占比例还很低。我得从家里拿了自己那份粮油肉票，在学校食堂买了饭票吃饭。食堂饭太简单了，早饭就是窝头、玉米面糊糊加咸菜，没有鸡蛋。午饭与晚饭差不多，以粗粮和大烩菜为主。清晨一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后，吃个窝头加碗玉米面糊糊，根本无法坚持到中午，每当上午第四节课时，我就走神了，也不知道是如何坚持到下课的。下午课后球队还时常搞比赛式训练，这个比晨练还要强度大，我每每汗如雨下，即使球场周围挤满了围观喝彩的同学，也难以在后半场维持身体的竞技状态。周日回家时我会拎着空书包，常装了土豆或红薯到学校烤着吃。多少年之后，母亲还会常常笑着提起这事儿，说我偷偷把家里的土豆红薯都拿到学校去了。那时的校篮球队于我们来说是爱好，于高老师来说是希望拉出去比赛时为学校争光。但球员没丁点儿伙食补助，高老师也是无能为力。高老师能做到的就是为我们争取来一身带有九中标志的比赛运动服，球鞋得自己解决。那时我最喜欢的回力牌高腰篮球鞋，还是母亲托单位同事从上海买来的。

　　尽管“窝头加训练”异常艰难，可也让我过足了玩球的瘾。被校园的球迷们高声喝过彩，参加过市中学篮球比赛，虽说输得不少，也赢过多次，每当赢了某校，我们会开心好久。在高老师的严格训练下，我懂得了会传球才是高手，失败了也绝不气馁。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真不知道日后的我是否能走出那一个接一个的挫折泥沼，没准儿深陷进去也极有可能。

　　“谭曙方，你再迟到，我就开除你！”每当我迟到严重的时候，高老师就这样压制不住地发火。然而，直到我离开九中，他也没有开除我。与高老师告别时，我还特意向他要了一张他的两寸照片，照片上的高老师与他平日里的形象截然相反，眼睛满含笑意，留着发亮的背头，身着条纹西服，还打着那个年头在现实中几乎看不到的领带。他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抽时间就回学校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