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珍先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也是兵工文化的传播者。虽然年逾古稀,依然孜孜不倦,一部20余万字的《兵工脊梁》便是明证。“码字”是件苦差事,写不等于说,一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但要把这些口头表述转化为文字表述并非易事。
《兵工脊梁》的故事主体取材于李聚珍先生的父亲李国栋老人的讲述,并辅以大量的走访、考证,或请在世的当事人进行审阅,这同样是一件辛苦活,也反映了作家对考究历史真实的严谨态度。历史不能靠想象来臆造,需要的是真才实学、真功实做。在对口述实录进行文学打磨、让晋西集团兵工历史熠熠生辉的同时,李聚珍先生还放眼晋西集团之外,致力于人民兵工创建历史的整理,让红色基因的流淌更加汹涌澎湃,让兵工脊梁的耸立更加挺拔伟岸。
晋西集团传承的是晋察冀军事工业的血脉,起源于1948年由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和冀晋兵工生产管理处合并改编组建的华北兵工局第33兵工厂。太原解放后,第33兵工厂奉命从河北平山迁驻太原,与已被华北兵工局接管的原阎锡山西北制造厂合并,仍称第33兵工厂,直至1951年3月更名为743厂。李聚珍先生的父亲李国栋老人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从晋察冀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到第33兵工厂,再到743厂,并在743厂光荣离休,为人民兵工鞠躬尽瘁,流传佳话,因此也是人民兵工精神的忠诚践行者。全书采用小故事、片断化的叙述方式,依托个人成长经历,真实记录企业发展历程,我在阅读之中常常心生感动。我所在的企业与晋西集团比邻而居,历史上还曾有过两年时间合二为一的交集。几年前,我也曾为所在企业写过一部反映工厂发展历史的长篇纪实,在刊物选载时,应编辑之邀写了一篇题为《重新发现身边的力量》的创作谈,其中写道:“企业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虽然也被编纂为厂志,但大多只能作为资料留存,文字枯燥,而且被标以密级,存放于档案室,一般人根本无法触及。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最初创业的那些先辈陆续离厂、离世,没有人再讲述当年的故事与荣耀。一批又一批新员工入厂后,心中渐渐丢失了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崇高感、使命感,也就丢失了对企业的特殊怀恋和异样情感。”《兵工脊梁》成书之前,曾在企业内部报纸连载,出现热读效应,好评如潮,当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文化力量的一种显现。
钩沉历史,追忆前贤,《兵工脊梁》书写的虽然只是人民兵工波澜壮阔历史的冰山一角,反映的却是人民兵工淬炼的整体风貌与精神之源。李聚珍先生约我为该书写一篇小序之时,正值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在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名单中,欣喜地见到刘大先的文章《必须保卫历史》,恰好可以引用该文结尾作为此篇的结尾:“历史的进程固然有着回流与曲折,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存在着各种话语的竞争……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不知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