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大城市，写出一个人物，一个不同于任何伟大叙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让“他”走出去，让更多世代、更广大世界的读者阅读，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先说景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是崭新的，但是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停顿。当然它不是过去时的，它是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正在进行时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打通和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现代化主要标识的承载物的都市形象，也在我们的视野中不断翻新，渐渐明晰起来。

　　既然，“人类文明在非线性的时间长河中的每次幽微震颤，都值得被持续观察和质询”，何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诞生和实践，更值得我们——在这一文明的“新纪元”式的时间和实践中——作为作家去做它的观察者、亲证者、注释者和书写者。这不啻是时间提供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它还在向我们要一个与过去的现代化，或过去的都市发展、都市写作都不一样的全新的文学景观。

　　首先，它不是90年前茅盾《子夜》笔下的上海，不是老舍笔下的北京，不是巴金《寒夜》中的重庆，它也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笔下的巴黎、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那么，“它”是哪里？这个“它”是什么样貌？“它”经由艺术表达为我们提供出怎样不一样的“景观”？这只能经由我们的书写为我们自己揭晓答案。

　　再讲人物。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4亿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大约9亿人居住在城镇。中国作家面对9亿的城镇人口，以这样一个以亿计的对象作为书写对象，书写者的襟怀和视野一定会有所不同吧。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家是不是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人物”？“他”从14亿人中来，或者从9亿城市人中来，“他”从来没有被书写过，“他”是过往文学史中不曾有过、不曾被塑造出来的。

　　这个“他”，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力将其塑造出来？

　　你有了那么多无中生有、栩栩如生的精彩的故事，那么，你有没有把握讲：“我今天要给你一个从前的书写中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人物’。”这个人物不属于上一代、上上代的创造者。你能不能拍着胸膛说，“他”就属于“我”，“我们”这一代。你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说：我的祖辈、父辈、兄辈都没有将“他”塑造出来，而我将“他”塑造了出来。

　　我们的祖辈父辈写出了许多人物，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人物，但你却无法否认，“他们”在现代化艰难进程中的中国，留给一代代读者深刻的文学记忆。

　　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你给出了“谁”？你的“他”是“谁”？

　　我们给出了父辈给出的倪吾诚（王蒙《活动变人形》）、方鸿渐（钱锺书《围城》）、高加林（路遥《人生》）了吗？“他们”不能不说是城市中人、都市中人，或者是城乡之间的徘徊者。更不用说，我们的兄姊辈为我们给出的“人”：王一生（阿城《棋王》）、陈千里（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赵秀英（朱秀海《远去的白马》）、雯雯（王安忆《雨，沙沙沙》）。这些人物活在“他们”的年代里，也活在我们的阅读里，“他们”经由我们的阅读不断擦亮，从而从故纸中直起身来，坐在我们对面。“他们”坐在那儿，沉默内敛，却仿佛也在问我们，我们的那个“他”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以“他”和自己互为镜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创生出来？

　　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由一些先兆信号预示出来。”生命如何能成为作品的设计，文学如何能成为生活的前提，这对于一直视作品为生命创造物，并在这一理论观念下成长而接受的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但文与人对位关系不可置疑，文、人统一到文、人同一，其间有许多生命的暗示，它必将通过文字最终显现出来。或者还是那句话，你要写出什么样的“人物”，有时来自于你的观察、旁证，而要写出“你”自己，则必须亲证它，或者叫“躬身入局”。“他”——这个人物要的是你的血肉，你的精气，你的灵魂。

　　“他们”在向你招手、向你呼吁，“他们”在芸芸众生之中向你——这个书写者诉求。“他们”中的“他”需要你点石成金，而你，也会因找到“他”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