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乡愁一直是人们反复吟咏的对象。对乡愁的抒发构成了乡土文学最深挚动人的部分。但面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时，倘若仅仅停留于一种单向度的抒情而没有展示对乡村现实的冷静观察及更深入的判断时，那么对于乡愁的书写便很可能会沦落为一厢情愿的呓语。格非《望春风》中“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的躬身自省无疑是必要的。

　　如何在乡愁书写上别出机杼，正是摆在新乡土写作面前的重要命题。立足于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发展新貌的乡土文学，不能简单地停留于对乡愁的恋物癖。抒情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抒情者与抒情对象在客观层面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当个体抒情话语膨胀至无限时，很可能会对他者造成挤兑。作家可以赞美劳动、讴歌自然、欣赏生命原力，但不应彻底脱离政治经济学的畛域，甚至因沉湎于个体抒情而无形中掩盖乡土社会的真实处境。虚构是文学的权力，抒情更是作家的个人自由，但唯有以人文关怀为底蕴，采纳一种更宽广、能够关切到更多生命图景的视角，个体抒情话语才不会退化为纯然的笔墨游戏。因此，抒情的边界其实正是真实的“人”之境况，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现实。

　　乡愁之于乡土文学，依然是强劲的驱动力之一。对于当下的乡土写作而言，重要的并非摈弃乡愁，而在于超越乡愁。我们可以珍藏关于乡土文明的美好记忆，也可以凭借想象复原昨日的世界，但要让当下的乡土写作焕发新质，则必须一再重申在地性与现实感的意义。

　　强调在地性，并非意味着只有生活在乡村的作家才能创作乡土文学，而是力图保持对中国乡村动态现实的兴趣与开放性的态度，避免凭借先在的臆想或既定的陈见来进行惯性写作。乡土文学的根基始终在于对中国乡村的真实关切。新乡土写作，至少应当克服双重惯性：一是把中国乡村塑造成单薄、毫无能动性的困苦之地；二是将其一厢情愿地想象成避难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以直面的姿态去展现乡村社会的千头万绪。“中国乡村”绝非某种先在的“主义”或“思潮”所能概括，有很多值得新乡土写作进一步开拓的书写领域。

　　我始终认为诚恳的重要性大于文辞上的才能，脚踏实地的观察大于抽象空泛的抒情。乡村曾长期是古典田园诗人的梦幻抒情对象，但它更是现实中数亿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处。当抒情话语的传播仅限于个体层面时，对乡愁的抒写无可非议，但对于广大作家而言，则要更加慎重地考量抒情的边界。乡土文学即便不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但不能失去至关重要的现实感。拨开主观抒情的迷雾，诚实地与在地者站在一起，仍然是新乡土写作的生命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