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顺民

　　《理想国》书影

　　杨遥的新作《理想国》（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大致是2019年以来写的中短篇小说合集，体现着作者的坚守与执着、探索与实验。

　　杨遥小说的叙述控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突出的个性，我在文本意义上给他总结为“去训诫化”写作。因为杨遥是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受过严格而完整的教科书式文学训练。但奇怪的是，他的小说，他小说的叙述控制，学院里《文学概论》式教谕几乎无迹可寻，标准的中短篇小说情节演进原则被一再规避，人物性格更趋向于自我经验表达，等等诸般。这些特点，在初开始写作的作者那里，倾诉欲望大于快意讲述，个人情绪高过文学色彩，还属于自发写作状态，没有“训诫”痕迹，并不鲜见，只是坚持不了多久。杨遥不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自觉和刻意，他小说叙述控制的特点，显然来自对小说本身的思考与探索，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的叙述控制所体现出来的对某种排拒、规避、摒弃，甚至冒犯、背叛、反抗的意味是非常明确的。与其说，杨遥在挑战“训诫”式文学理念，毋宁说他在不断与自己已经成型的过往进行切割与告别，毋宁说他就是一位不停跟自己作对跟自己过不去的作家。所以很多年来，每阅读杨遥的小说，总是提心吊胆，担心推开许多现成的东西，前往陌生之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

　　从技术层面讲，“去训诫化”的结果，少了羁绊，少了约束，甚至连读者的反应都不去顾及，小说文本反而更加纯粹，叙述更加紧密和结实。他不事铺陈，不事盐咸醋酸的交代，甚至结构上也绝少过渡，一个情节前往另一个情节，缝隙明显，没有粘连，连一句废话都没有，甚至连传统的人物描写也是寥寥几笔，还要看对小说氛围与情绪有无益处或起什么作用。笔触前往小说展开的地方，迫不及待。所以，呈现给读者的小说文本，现场感极其强烈，富有冲击力的画面与场景，将小说最初构思的各种想法，小说人物所要表达的意蕴都填充到丰盈而简捷的细节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去训诫化”的结果，使得杨遥所有的小说都畅达而简捷、尖锐而果断，获得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与快感。

　　这是杨遥小说在艺术上有别于同代作家的地方。

　　《理想国》所收18部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三大板块。

　　《黑色伞》《未来之路》《炽热的血》等，基本上是作家对少年小镇记忆的整理与梳理，属于第一个板块。《和邹正方的渊源》《七截儿》《鲽鱼尾》等，可视作作家由乡到城数年生活积累的集中呈现，属于第二个板块。而 《理想国》 《把自己折叠起来》《父亲和我的时代》3篇，再加上《白色毡鞋》，可视为作家试图“有所为”的某种尝试，属于第三个板块，相对于作者有意回避宏大叙事、执着于个人经验和内心真实体验小说风格而言，显得比较特别。

　　《白色毡鞋》把老鞋匠对古老匠艺的礼敬和对往昔的思恋表现得令人心动，同时，也点明作者的构思初衷，即对古老传统的礼敬与缅想。

　　这篇小说，杨遥一如既往延续着中短篇小说的叙述控制路数，冷静、克制，但显然，作家对时代的大背景思考更多一些，叙述的空间也因此更加宏阔，作家希望自己的小说承载更多东西。杨遥自己也认识到，长期“去训诫化”的写作路子，会出现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比方，在构思、叙述、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会出现重复自己的现象。所以，如何突破自己、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理念，又在文本上有所创新，杨遥一直不断探索，不偏离他小说创作的路子，且要“有所为”。但这样一来，以《白色毡鞋》为标志，这类小说很容易被贴标签式地去理解和解读。《白色毡鞋》表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理想国》《大鱼》乃书写全民抗疫，《父亲和我的时代》是脱贫攻坚的图解。诸般。这种解读和理解对不对？当然没有错，可是，一篇小说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它的文学韵味会顿时缩水不少。

　　作为跟踪他20年小说创作的编辑，在读到第三类作品的时候，多少有些担心，而且作品也确实呈现出标签化构思的倾向，某些地方读着有些僵硬、直白。其实，就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会发现，当他要将某些“有所为”的元素加入小说的时候，显得有些刻意。在“去训诫化”写作控制中，杨遥小说就情节和细节而言，是缜密的、结实的、日常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的质感因此而特别突出。但当他有意要加入某些元素的时候，突然会改变小说的走向，使得虚构与想象的可能性变得特别确定。这是小说读着僵硬和直白的主要原因。比方《白色毡鞋》，温州鞋匠进入小镇，对老鞋匠的传统匠艺与生存构成挑战，从此后的情节演进来看，这一矛盾完全可以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方式加以处理，但他在构思的时候，刻意加进一段斗殴的桥段，让小说的演进突然出现塌陷，事件演进被推到前台，人物塑造退居其次，本来厚重的小说主体，顿时薄了许多。在《父亲和我的时代》里，也有这样的弊端存在。

　　这样的塌陷在杨遥的诸篇小说中其实并不多，且是单篇小说里的情节处理的一些缺憾，究其原因，“去训诫化”成就了杨遥，但也无疑是短板。杨遥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短板的存在，《理想国》《大鱼》两篇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浑然天成，可圈可点，成为杨遥中短篇小说创作富有标志意义的力作和精品。

　　《理想国》这部中篇小说，本来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陆续出场，已经构成一幅疫情特殊时期各阶层人物生存状态的众生相，足够复杂，足够饱满。但作者并不甘于如此，或者说，作者并不着意表现疫情，笔墨一宕，疫情结束，作者花大量笔墨虚构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

　　这部中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最后的虚构，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构思能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超越意义，超越了最初构思的“有所为”，恰恰呈现出“去训诫化”叙述控制的本色，或者说是“去训诫化”写作理念的某种深化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