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是日新中票号一本月营业报告。首页即是“十一月收苏会票”，内容“收乾祐号会票足纹银壹千两……”这项内容完结后，是“十一月收京会票”“十一月收江会票”等。所有的“收”项完结后，是“交”项，“十一月交苏会票”“十一月交平会票”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建民开始收集晋商民间文献资料，涉及合约、万金账、书信、账册、凭折、票据、运单、诉状等。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编辑、整理的晋商文书，数量巨大，学术视野开阔。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张鹏，曾协助刘建民整理文书。他介绍，这批账册、书信，清晰地记录了晋商当时的经营思路和理念，是研究晋商诸多领域的第一手材料，为开展清代民国时期晋商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及商业、金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刘建民表示，晋商博物院收藏的这部分资料，是他多年来收集的文献主体，“我早先在银行工作，接触到晋商票号的账册、书信，发现晋商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只要是有关晋商的，只要是写在纸上、留下笔迹的，我都收集。”刘建民说，晋商本身既是基层百姓，又是基层里的精英分子，会写字，能记账，“这批资料里的内容，记述了晋商经营、生活、来往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晋商的经营理念、思路。很少有一种社会群体，像晋商一样，把当时的想法、现况，详尽地记录下来。”晋商为中国历史上留下宝贵的商业和文化遗产，是中国经济史、商业史、金融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山西地方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这些流传至今的宝贵文书，有待学者们好好研究，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特别有价值。”

　　账簿，是票号经营的基本档案。票号账簿的设立与管理，是票号财务控制的基础环节，也是票号盈亏状况的直接体现。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学者范椿年介绍，“票号账簿，原属一种旧式簿记，但其组织之完备，登记之详密，也可称为旧复式簿记。总号除了本号应有之营业账外，尚有各分号之营业报告，也须分别记账。每月有月清册。遇到决算账期，以月清而统造年清，决无丝毫差错。”

　　晋商票号主要采用总分号制，即财东独立出资，以总号为中心，设立若干分号。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决定了总号对分号有直接控制权，因此形成了严格的分号向总号定期报告制度。定期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财务报告。

　　票号的账簿组织体系，以中国传统的“三账”为骨干，“三账”即草流、细流和总清账三种账簿。草流，也称底账、底簿，用于营业暂记，是记账人一边营业、一边记录的柜台会计记录；细流，用于整理账目，具有日记作用的序时账，一般于当晚由草流整理而成；总清账，也称老账，相当于总账，根据细流定期归类登录。

　　票号账簿多至几十种，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可以防止内部人员贪污等行为。账簿种类之多，体现了晋商“逢事设账，无账不立”的经营习惯和契约精神。

　　票号对账务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账账相符，账款相符，撇除死呆，不留虚浮”。账簿登记要做到日结、月清、年总结，各分号的财务报告，除了日常随时向总号账房报告外，还有定期报告如：旬报、月报和年报，后两者称为“月清”和“年总结”。

　　“月清”上报于每月月底，“年总结”上报于每年的阴历十月底。掌柜、分号通过年总结向东家、总号汇报一年的经营业绩，东家、总号则通过年总结了解一年来的经营状况，是亏是盈，一目了然。

　　厚厚的账簿，一笔一笔数字的记录，书写着晋商的理念，立体化了晋商的方法，无论理念还是方法，都处于时代前列。　　　　　　   本报记者 陈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