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到，地里的甜苣、苦苣，早被人们挖光了，树上的柳芽、榆钱也被掠尽了，留下那光杆儿的枝条在料峭的冷风中震颤着。有的都市里，蒲根饼、糠麸饼配给着，吃着它，有的人瘦了，有的人浮肿了。孩子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地饱餐几次，大便则不能畅通了，还得作父母的一块一块地往外抠。就在那种年代，我偏偏考上了大学，家中粮食的奇缺自不用说，那经济的窘迫，辍学的危机则时常煎熬着大人们的心。

　　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在离家40里的原平镇上与朋友们合伙经营着生意，成了毕生的“买卖人”。当我11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父亲又不在家，我和妹妹便由祖父和祖母抚养着。到了1960年冬天，我上大学不久，62岁的祖父却因年老多病病休于家，每个月领着16元8角的病休费，支撑着我们一家4口人的生计（公私合营时，祖父的月薪定为24元，病休还家后，以七折发给）。

　　暑假回乡，祖父见到我，便十分高兴，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他患有不算严重的偏瘫症，生活尚能自理，大家劝他医治，他总说：“不妨事。”从不打针吃药。酷热难耐时，他一手拄杖，一手拎马扎子（自制的可折叠的小凳子），趔趄着走到街门口，坐下来乘凉，一坐便是一中午，和不贪午睡的孩子们说笑着。有时候，他独个儿在门洞间佝偻着身子打盹儿。

　　寒假，我照例回家和大人们过年。晋北山村的严冬格外寒冷，屋内不生火炉，仅靠一天做三顿饭的热气来取暖。当太阳升高时，祖父又拎起马扎子到檐下台阶上“向阳婆”。当太阳西偏时或遇上风天、雪天，老人只好在屋内炕头上蜷曲着身子，病腿上盖一张旧狗皮倚枕而卧。实在冷得耐不住，祖母便烧点柴火，弄个泥火盆儿，放在炕头上，让祖父烤一烤，并在火盆中煨上几个山药。待山药烤熟时，我让祖父和祖母吃，他们说：“我们常吃，不稀罕。你吃吧。”祖父看着我品尝那烧山药的滋味儿，快意地微笑着。每当吃饭时，大人们总是对我说：“再吃点，再吃点。”他们却吃得很少。当他们放下碗筷时，我便也停止了进食，并装出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

　　我在学校时，常常接到祖父的信，抖动的几行字迹，总是告诉我家中一切平安如故，要我安心地读书治学。有一次信写完了，又在信眉上加了一句话：“窗台上的洋绣球已经结了骨朵儿，很快就会开花的。”

　　到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了，将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半——20元，寄给祖父。后来祖母告诉我：“你爷爷接到你的信，翻来覆去地念，还自语着：‘孙子总算成人了，我死后也能合眼了。’”他唠叨着，那老泪就流了出来，是欢喜的。

　　三年后，70岁的祖父去世了。他去得很从容，似乎没有太多的痛苦，他的遗容与生前一样，仍然十分得慈祥与和善。丧事自然很简朴，出殡那天，没想到，乡中父老竟肃集在街头为祖父送行，令我万分地感动和感激。

　　在祖父百岁诞辰，也是他辞世30周年那年，我的感怀和思念，似无止极，于是写下以上文字。行文至此，眼睛有点湿润和模糊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