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下连后，在授枪仪式上领到了属于我的武器——一只铁制的草绿色长方形四〇火箭筒装弹箱时，心里恐怕比二虎还不是滋味。

　　我所在的班是四〇火箭筒班，装弹箱是火箭筒副手的标配。大概是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你可别小看了这家伙，这可是咱们连的新式武器。

　　我们那时装备的四〇火箭筒，构造十分简单，就像两头一般粗的空心钢管，上面有准星缺口和扳机握把。发射时炸雷一般地响，不像后来配发的69式火箭筒，配备了光学瞄准镜，尾部也改装成了喇叭状，用以消音和减轻后坐力。

　　“四〇火”的操作相对简单，训练时主要进行卧、跪、立三种姿势据筒、瞄准、击发。正射手右手握握把，左手手心向上握筒身，将筒身靠在右肩颈窝处，歪着头把腮帮子贴紧筒身便于瞄准。此时两手腕要靠紧以增强火箭筒的稳固性。卧姿据筒时，身体要与筒尾成60度角，以防发射时喷出来的尾火烧了腿，击发时嘴要微张，为的是防止耳膜被震坏。副射手的动作更简单，将火箭弹和发射药结合好，再把火箭弹尾部的钢翼片拢起来递交到正射手手中就算齐活了。尽管训练枯燥乏味，我们还是十分认真地反复练习。

　　全营组织五个连的火箭筒班实弹竞赛，我们在一个黄土沟里的断崖上用白灰画了一个坦克正面靶，五个班的火箭筒手在100米射击地线依次射击。快轮到我时，搭档的老兵递给我一团棉花，让我把耳朵堵上，我说用不着。那时我满脑子的“大道理”，“难道打仗时也要堵耳朵吗？”只是没说出口。

　　按照规则，我们每人发射两枚火箭弹。第一枚我按照动作要领沉着冷静地据筒瞄准击发，“咣”地一声巨响，火箭弹飞着弧线正中靶心，而我却被震得七荤八素耳鸣眼花，五脏六腑都似挪了位。稀里糊涂打出第二发，眼瞅着在靶子下沿炸响，兄弟班有人站起来喊：“脱靶了！脱靶了！”我们班长站起来说：“嚷什么？我们打的就是坦克履带！”

　　那次打靶，耳鸣三天后才消失。多次打靶后，落下个耳背的毛病，有时非但听不清对方的话（特别是方言），还常常听岔，有的时候能岔出十万八千里。记得我临时任某参谋集训队队长时，有一天回总队机关办事，遇到一位总队首长匆匆忙忙往值班室赶，路上问了我一些集训队的情况，快到值班室时说了一句“火车爆炸了”（值班室报告某火车站一列车厢有爆炸物爆炸，首长去值班室处置情况），我听成他问我“伙食怎么样”，便顺嘴答道：“挺好的，挺好的。”搞得首长狐疑地瞅了我好几眼。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连队训练由“五大技术”转为“三打三防”，其中以打坦克为重点。全连准备到某坦克团进行打坦克实地训练，出发前上级首长要来连队作动员，连长说，通常首长动员完了一定会问“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我们一定要声音洪亮，连喊三次“有！有！有！”以显示出我连的气势。为此全连反复练习了几遍。谁也没有想到那位领导动员末了说的是：“是狗熊是好汉，训练场上比比看，怎么样，不含糊吧？”这一下乱了套，战士们有的答“含糊”，有的答“不含糊”，还有的不知该如何应答。

　　坦克团派出两辆T—34坦克配合训练，训练场在一处丘陵地带，坦克沿着固定的土路绕着圈子摇摇晃晃哐哐啷啷地开着，我们则头戴树枝编的伪装帽，抱着炸药包埋伏在路的两边，等坦克开过来冲上前投掷炸药包和反坦克教练手雷。这些动作是我们平时对着泥土堆起来的坦克练熟了的，现在想起来就像小孩过家家玩打仗。

　　这种野外训练晴天还好，遇到刮风时可就糟了，坦克一动，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训练一天下来，我们都成了泥猴。我们班有个老兵是个干净人，平时衬领白白的，裤缝捋得笔直。那天晚饭后，连队安排捆绑被摔坏的炸药包，排长进来检查时，这位老兵说：“排长，我们是火箭筒班，在路边练瞄准就行了，用不着上去扔炸药包了吧？”排长眼一瞪说：“胡扯，都把筒子放到一边，老老实实地捆炸药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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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想，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恐怕一般不会抱着炸药包打坦克了，但是当年那种严格训练以及对战斗精神的要求是应该传承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