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白鹿原》的魂。据闻朱先生确有其人，本姓牛，祖居今仍在白鹿原。读《白鹿原》，每读到朱先生，总会出现陈忠实先生的幻象。

　　曾见过陈忠实先生两回，是在其写了《白鹿原》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一回是2003年在北太平庄总政招待所，同事徐怀谦叫我同去看来京的陈忠实。那天上午，在他住的客房里，我们一直待到中午，他留我们到一层饭堂吃了便饭，又聊了些闲话。现在回想那天都聊了些什么，已经无记。另一回是2010年中国作协在重庆索菲亚酒店开全委会，午餐时作家委员们围成一桌一桌热络说笑。一瞥，见陈忠实一个人坐在边角一个小桌旁，点上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一口接一口吸着。我过去请他题字，尽管他说口腔疼，还是写下“白鹿原头信马行”，说这是白居易的诗。只可惜，两回见到陈忠实先生时，我还没读过他的书，因为无知，自然没有与他交谈的话题。2016年闻他离世，心里一惊，但也没有太多感触。直至6年后读了《白鹿原》，我对他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特别想问他：你写朱先生，是不是在写自己？

　　上世纪80年代，为写《白鹿原》，陈忠实到长安、蓝田等县查阅县志，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我想，假若没有当年朱先生们的“不避官绅士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白鹿原》里那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事件该会逊色多少！文学也是记录，他写小说，也是在治史。

　　读《白鹿原》，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事件，既不溢美，也不隐恶。有人说《白鹿原》是一部意蕴厚重、丰湛的史志；有人说陈忠实乃“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书记员”；还有人说他的离世“带走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倒觉得他恰恰留住了一个民族的秘史——昨天、今天，过去、现在，不断地往而复来。我感念陈忠实先生，他让我知道了很多，明白了很多。

　　今天，人们怀念他，生发的也是那句感叹：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古往今来，总有像朱先生、陈忠实先生那样做事的人，将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将那些积德或施恶之人，将他们做过的好事或荒诞、龌龊、诡异之事一并载记。对于行恶之人，勿以为事了拂衣去。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记得朱先生墓室砖头上刻的字：“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而陈忠实先生记下的朱先生那句“不避官绅士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至今仍是声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