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遥不可及，除了婚丧嫁娶和过年过节时的灵光一现之外，真的就只能在梦里去想，与现实是没有任何接口的。于是除了不切实际的白馍之梦，比较现实的理想是不要一年到头总是南瓜红薯山药蛋。这个理想，1978年之后开始在我脑子里渐渐成形。这一年是我的教育元年，周七虚八，背着母亲用蓝布缝制的书包，到村办小学去读“上中下人口手”，语文第一课只有一句话：“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所谓改革破冰之年的说法，是老后头才知道的，但高考恢复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每一个考上大学的消息都像原子弹在塬上炸响，蘑菇云久久不散。

　　那时塬上人所说的大学，包括大学、大专、中专、技校、师范，只要转户口、吃供应粮就算。梦想，梦中的理想。理想，带着道理的梦想。只要可能性在理论上存在，努力便是值得，我人小志气大。大学都敢去想，却不敢妄想一举实现“白馍自由”，只敢设计一个首先摆脱红薯山药蛋的“两步走”计划。少年心事，再回首悲欣交集。

　　虽然不是“几个馒头就可以当旗帜来挥舞的年代”，但四十多年前的谭坪塬与很多地方一样，白馍与现实的距离，比梦想更遥远。当然，这不是梦想自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事实将予以证明。先是村里的两个生产队散成了若干个小组。那天的光景，除了没放鞭炮，印象中比过年还热闹，生产队的全部家当——平地坡地、骡马牛驴、车犁耧耙、磨碾磙铡，有几个组就分成几份，然后各组派人抓阄。抓回纸蛋蛋，摊成纸条条，一个人举着念，几个凑上来看，剩下的围成一圈，兴奋和喜悦夹杂着牛粪的气息到处弥漫，风吹过时，带着洋槐花的香甜。

　　我们村叫乔眼，但乔家却是小姓，爷爷已经平反回城，大姑早几年嫁到了十几里外靠近黄河的程河垣，村里留下我们家、二叔一家，还有老爷爷和老奶奶。生产队分组，乔家祖孙两代、李家兄弟三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六家人饥寒同当、温饱与共。大锅饭变小锅饭，有事大家一起商量，下地也都舍得出力。一年收成刨去要交的公粮，剩下的按人头均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两三年，塬上百姓便基本摆脱了红薯和山药蛋的纠缠，二面馍与杂和饭可以管饱，收夏种秋苦重时，顿顿白馍。理想已经实现，梦想还会远吗？阡陌相逢的人们，脸上挂着笑颜。

　　前些日子祖母过世回家奔丧，在村里多留了几日。闲聊中得知，李家的三个老兄弟——锅子、小锅、敞锅，一个早年到塬下招亲，老父亲去世后便很少回来，另外两个落叶归根，回到土里去了。同村论辈，三人我都管叫爷，那个锅子爷，印象尤其深刻，总让我想起罗中立的《父亲》。岁月如歌亦如割，那时的风发意气如在眼前，而人事已然面目全非。

　　分组没几年，各组再分家，土地下户，开始“单干”。也许分组几年后已是水到渠成，这次没了之前的热闹劲儿。而实际上，这一家伙才是真正不得了，整个村子像陀螺被甩了几鞭杆，开始没日没夜地旋转。全村男女老小都在黄土地里泼命，要不是吃饭睡觉，这些庄稼户真恨不得像玉米高粱一样长在地里不出来。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里有个脖子上长着瘿袋、既丑且泼的曹杏花，给自家推碾子比得上一头罩眼牲口，生产队上工却是锄头不沾土的一堆懒肉。小说总有夸张，但此类“公私分明”的情形，那时大约放之四海皆准。但土地一下户，曾经流流摆摆的所谓懒人，仿佛一夜之间都被抽掉了懒筋。记得一年，公社为粮食增产，曾规定沟里的蒿草坡，谁开出来就归谁。一声令下，塬上千沟万壑，瞬间成为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家家都开始大战狼窝掌，有人家的父子兄弟，甚至晚上提着马灯开荒。没有无差别的勤快，只有分场合的懒惰，这里没啥秘密可言，“关你啥事？”一句口头禅就是答案。

　　核算单位一划小，各家便都有了余粮，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从庄稼户的田间地头出发，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国运和民生。其成功的关键是为人的私心划出了一小块“自留地”，“给自己干”成为最初的动力。又过了几年，大约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人民公社也消失了，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乡政府。

　　土地下户第一年，我家打了10担小麦，现在想来不过区区3000斤，但当时却是一个分水岭。单干时家里分得一头黑毛驴，收完秋，父亲又从集市上牵回一头尚未齐口的小牛。从那时起，家里再没有缺过粮食。父母正值盛年，身上的力气仿佛永远使不完。我已经转学到了县城，但放假回来，总要让母亲领上我，郑重其事地到粮食窑里挨缸挨囤看一遍，小麦、玉米、谷子、豆子、芝麻、蓖麻。

　　头脑清醒的经纶者，既为天地立心，更为生民立命。天兼覆，地周载，日月遍照，天地之心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人之饱暖，不能安抚我之饥寒，所以人之悲欢歌哭，不能不以一己为中心，费孝通的“同心圆”之说，显然是吃透了乡土中国。杜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不过一时激愤。至于《礼记》所谓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考之世事人心，何异痴人说梦？果有一日落地变现，相信不是因为社会进步，而是人类进化。

　　往圣绝学，自当于此挂怀，万世太平，此则不二法门。走笔至此，于万点乡愁之中重温宋贤语录，心下忽有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