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家的望仓最大，16岁。李家的怀娃最小，才14岁。乔家的鸿儒，也就是我爷爷，那年15岁。

　　三人的家道都还算殷实，因此都有书读。1938年临汾失守，日本鬼子从谭坪塬最东边的制高点岭上，沿神疙瘩、谭坪村一路打到黄河边，与对岸卫立煌的国民党中央军、北边吉县的二战区部队沿着吕梁山脉你来我往地拉锯。三个孩子随学校东躲西藏，将就熬完了高小。毕业了，不知深浅的少年想都没想，说个走便是背井离乡。从此前途茫茫，归期渺渺，爹娘老子纵是牵挂，却连个死活的音讯都没处问询。

　　而三个后生的运气，竟无一例外地欠佳。一到吉县就换上了二战区的军装，我爷爷进军校学炮兵，屁股还没坐热，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跟着二战区回太原打起了内战。汾孝战役，参战的阎军被王震和陈赓两家围起来一顿好打，我爷爷带着他的炮营放下武器，领了路费，光杆一条回到谭坪塬。回来正赶上土改，谭坪塬解放了，想跟工作队南下，却被他爷爷泼上命拦住——再一次生离也许真的就是死别，说啥也不行，除非先要了我这老命。于是在附近煤矿当了工人，几年后升到县里手工业局当头儿。1960年再次到太原坐牢，5年后又一次回到谭坪塬继续13年的监外刑期。然后是平反、恢复工作、得癌症、离休、死。

　　其他两人的遭遇我是听说的。李家的怀娃最终下落不明，据说太原解放前有人在城里见过他，想必是死于太原战役。望仓再次出现在塬上，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年，他打新疆来。有人说他参加过远征军，对此我深疑不信。且不说二战区并未派兵出国作战，即便有，即便望仓就在其中，即便他1944年穿上军装就奔缅甸，估计连云南都到不了，远征军的仗就打完了。最大的可能是，他的部队也起义了，或是他自己被俘了，但没有领路费而是换了军装，跟着晋绥部队一路打到新疆。最后一次听人说起望仓，是那年爷爷大病住院，正好他从新疆回来。那应该是他们的最后一面，还在乡宁电影院门前拍了照片。不知是否聊起当年的怀娃，也许吧。

　　人世如江河浩荡，每一朵浪花的身世都是无解之谜。比如望仓和怀娃的故事，自己带来，又被自己带走。其间纵有千种委婉、万般曲折，一旦花落随流水，便如折戟沉沙再无消息。而时间就像塬上的风，裹挟着四季风沙，不断掩盖着各个现场，直到他们曾经顽强的足迹最终消弭于无形。

　　那些年，我曾像一个好奇的窃贼，奋力潜入时间隐秘的年轮，打捞他们沉没在水底的命运，复原那些被风吹散的逻辑。比如怀娃、望仓和我爷爷他们。长大后读的书多了，才知道抗战开始那会儿，一一五师打完平型关就到了晋西南，还有决死二纵队和新军政治保卫旅，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晋西南省委，那时都在乡宁周边活动，但后来都走了。一一五师去了山东，总部和北方局从吕梁转移到太行，1940年晋西事变，决死队和晋西南省委也撤走了。我爷爷他们要革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从吕梁山的南头一直走到北头，沿着壶口和碛口，过了临县才是八路军的地盘。要么从山西的最西头走到最东头，到汾河和同蒲路另一边的太行山。毕竟十四五六岁的少年，两条路都远在天边。

　　那时的三个少年，如今已不在人间，而1944年的场景时时如在眼前：夏收时节的谭坪塬，放眼一片翠绿和金黄，三个孩子出了乔眼村，往东过了西庄和东庄，再往前就是神疙瘩，那天日头毒辣，晒蔫了炮楼上的膏药旗，但日本兵黑洞洞的枪口，仍像毒蛇吐出的信子，在太阳下发着刺目的凶光。东去岭上的大路太冒险，他们转头向北，出谭坪塬，下南塬坡，过宽井河，一路翻沟过峁，消失在吉县塬的梁畔上。

　　如影相随的命运，像一个喝醉酒的邮差，不知道手中的信从哪里发出，又将发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