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汪兆骞先生所著《李叔同传》（现代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发现这本书的写作线索，即是想弄明白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一线索草蛇灰线般贯穿始终，但也偶露峥嵘——在其中的一个章节里，作者暂时脱离传记书写者的隐匿身份，以当下人的姿态站了出来，态度鲜明地表示，李叔同与红尘一刀两断的动机，很难成立。曾写作过七本《民国清流》的汪先生，对民国文人了若指掌，他否定了李叔同在书信与言谈中所说过的出家理由，并含蓄地指出，起码在这点上，李叔同也许并不打算告诉世人真相。

　　有关李叔同出家，曾有过多种解读，包括“艺术升华为宗教”、追求“人格圆满”“济世论”“厌世论”“社会责任意识”“因缘”，但汪兆骞先生以那个年代的反例，以及言简意赅的反问，破解了这些说法的客观性。这部传记中，作者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记述了李叔同的童年、家庭、与父母亲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生活等，呈现了李叔同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李叔同年轻时的才华横溢、风流不羁、风雅兴寄……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传统文人释放内心的常见方式。李叔同有着丰富而庞杂的内在，同时释放的出口也有许多，比如写作、办报、出版、书信、书法、音乐……最后虽然遁入空门，上述出口仍然是他与俗世建立联系的通道，只不过又增添了一个经卷编辑、整理与抄写。李叔同真正彻底斩断的，恐怕只有情感这一条线，他对原配俞氏、日本妻子雪子、父亲、兄长等，都表现出了某种冰冷的决绝。他让人尊敬，同时也令人叹息。

　　李叔同最鲜明的标签，也是最不可撼动的身份，可以归结为“才子”二字。他的才华来自于童年早慧和良好教育，也依赖于家庭呵护与经济保障充足。在苦难年代，他未曾遭遇任何物质上的苦，而精神上的困顿，由于头绪繁多且飘摇不定，也很难真正找到源头。在他一生当中的大多数时候，“才华”是能带给他安全感与存在感的东西，唯有展现才华的时候，他是独立且熠熠闪光的。他仿佛意识到这一点，身入佛门之后，似有意抵抗才华之外的浮华，但依然为才华所累，这一点，忘年交李芳远曾写信提醒，指出他与官绅、名人等往来颇多，已经变成了“应酬和尚”，劝他闭门静修。他惭愧地接受了建议。

　　即便成了和尚，但李叔同的“文人精神”仍然伴随一生，《李叔同传》在写作时，使用了大量的典籍故事、诗词名句，渲染出了李叔同的生存环境与精神源泉。其实不止是李叔同，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包括当下诸多舞文弄墨者，又有多少人能不受孔孟老庄的影响呢。李叔同出家时，他一直站在一条门槛上，一边是传统一边是现代，一边是乱世一边是宗教，他在矛盾、复杂与困顿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如今读他的故事，或可更多地去了解民国文人的精神与内心，也可找到相对无言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