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我回到了沈阳，首先见到了铁皮屋顶——我北窗的老朋友。以屋顶为友，是因为没有其他之物可以为友。鸟儿已经好几个月没从窗前飞过，后面的楼高入天空，我见不到云。出于索居的原因，我久久呆在北窗，对铁皮屋顶、电线杆上的瓷壶、每日移动的日影和窗台上的葱都极熟悉，以目光抚之，如故人。晚上，窗外由有限的排列变为无尽的虚涵，夜之虚涵。我所看之物无多，只有对面楼上的灯火。灯火有两种，光从方形窗框一拥而出，日光灯与白炽灯，我称之为白灯与黄灯。

　　于是我以两种灯博弈，棋盘是立起来的楼房，像国际比赛的展示牌一样。白灯——也就是日光灯总是赢家，这一方棋子很多。

　　我很少在早晨，特别是在黎明时分来到北窗。我从北窗向外直视，污浊的空气在十点钟之前不会消尽，灰色的楼房像没有洗脸的更夫。在住宅区走动的人无比麻木，倒垃圾或送孩子上学。铁皮屋顶油漆剥落处露出褐色的伤口。它们一同等待着天光普照的八九点钟，只有太阳是它们的血色与胭脂，是灵动的目光和活跃的嘴唇。

　　为了北窗的景物，我替它们向造化祈祷：鸟儿飞来吧，雨丝晶亮吧，孩子们大声朗诵乡村的歌谣吧，白云飘来吧，扎围裙扛板凳的老汉高喊“磨剪子戗菜刀”吧，墙根的草芽探头探脑吧，小伙子和大姑娘在墙垛的阴影里拥抱吧，赶马车卖黄豆的农民把鞭子系上红缨吧，进城的乡下亲戚把狐狸皮帽子戴上把皮大衣前襟像杨子荣一样敞开吧，把竹笛从尘封的布袋里取出给胡琴点上松香吧……

　　拥有两个窗子，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骄傲。

　　当年住十一平方米的小屋时，只有一个西窗。当时窗下有一家汽车修配厂，师徒二人抡锤敲打车祸中扭曲的箱板，声音刺耳令人无处躲藏。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后来我搬家了，有了两个窗子，前后都没有汽车修配厂。

　　南窗是我的神秘所在。我在北窗读书、写作与闲坐，已经形成习惯，只有睡觉时睇视南窗。对我来说，它淹没在黑缎子一样的夜里，窗外是光滑的缎子皱褶。南窗很遥远，像北窗很贴近一样；南窗浪漫深邃，如北窗现实稳重。最珍贵的是树影。树自地面而长，长到我居的二楼，便是一窗树影了。在冬夜，是一窗黑黝黝的干净利落的树枝。树是碧桃，枝桠横斜，在有星斗的天幕中实在优雅极了。我睡不着的时候，常揣摩树的心事。它很像一位自信的大师，在披风上缀着丁零当啷的星星。星星也常从树隙间窥视我。

　　南窗外是一条街，街与窗之间是一座小小的花园，即树的领地。春天刚搬进来时，满窗白色的桃花，我几乎晕眩了。桃花在深红而光滑的枝上仰着脸，花瓣很单薄也很高洁。偶尔一瞥，花是粉色的，仔细逼视却退回了白色。粉色极浅，我把几朵花放在白纸上看，才瞅出它如少女粉腮一样的微红。窗外的桃花使我不只一次地搓手，表示幸会幸会。然而它凋得也快，花瓣漫然坠地，树下无流水，它还是坠了。绿叶从花萼间长出，初生的卷叶边缘的锯齿有些紫红。当然，这都是在白天看到的。我说过，与南窗更多是在夜里相遇。

　　我在南窗窗台上放了一盆马蹄莲，文竹被我搬走了，气脉太弱。窗台上还有什么呢？我见过一个明代的牧童骑牛读书的铜雕，可惜没买下来放置南窗。有一只红木制的山羊形印泥盒，置此亦佳。我面对夜的南窗，对着高傲的斜枝，念布罗茨基的诗：“……暮夜，人们从群体中散流回家，用手捂成括号，遮住逗点般的浊光。”这是对夜念的诗。对窗，仍有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为证：“让我告诉你：你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