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是“50后”。小时候，人都说我长得像二叔，我们家最理解他的人，除了奶奶也许就是我。二叔喜欢下棋，小村里没对手，那些年我放假回来，他有时间就摆开阵势喊我过来走几盘。他还会给人理发，小时候我的脑袋都由他摆治。吹拉弹唱当然不敢说，但他的二胡，至少我认为拉得还是不错的。

　　二叔那时好像参加着公社或大队的宣传队。我家破旧的土窑院里，他时常摇头晃脑地抚弄着弓弦，我傻乎乎地站在旁边，任他指间流淌的迷人旋律从心头漫过，将我淹没其间。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赖以存活的这个家，彼时也正被同样的旋律所淹没且无力自拔。艺术之于人，往往有此伟力，而它存在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那时村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录音机，小学里也没有音乐课。只有天上的风雨、地上的悲喜、畜禽虫鸟的嘶鸣为我的世界配音。二叔的弓弦，是那时仅有的关于器物之乐的美好记忆。艺术之于我的童年苍白如斯，二叔和他的二胡因此意义不凡。

　　许多年过去，二胡依旧是我的最爱，当然还有唢呐。年过花甲的二叔，那时抚弦运弓、凝神闭目的忘我陶醉，也仍历历如在眼前。关于艺术，我的爱好永远沾着乡下的泥巴。谭坪塬也是我的镰刀和磨子，对它，我又能说什么呢？倒是需要说说二叔那把低级到土里的二胡。除了两根琴弦之外，琴筒、蒙皮、琴杆、琴弓、弓毛都是自己瞎鼓捣出来的，严格意义上只能说，这是一种模拟二胡的声学结构制成的发声装置。木制的琴筒、琴杆不必说，村里有的是桐树；琴弓不知取自谁家的竹扫帚——这种扫帚那时都很少见；弓毛是从某个倒霉的马尾巴上薅的；蒙皮我知道，不是高级的蟒皮，也不是通常的蛇皮——塬上没有蟒，蛇也不是说找就能找下，而且百姓对蛇颇有些敬畏，轻易不去伤害的。是一张青蛙皮。就这工艺水准，估计远古时代操弄“奚琴”——这是二胡的祖先——北方游牧民族都觉得不屑。幸亏那时的听众基本都是我这样的角色，而演奏的也都是坚定铿锵的乐曲，如果换作《二泉映月》《良夜》或是《赛马》，估计麻烦会比较大。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可怜的青蛙。村里有池塘，夏秋两季收拢雨水，牲畜饮用、浆洗衣裳、浇红薯秧子什么的都可以派上用场。这里白天属于人，夜晚则由青蛙接管。青蛙和蝉，是小山村昼夜两班倒的歌手，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青蛙。白天够热闹，少个添乱的来聒噪也好，而且蝉鸣的声部多变、调式复杂，跟着它，你的原本节奏全要乱套。蛙声却是需要的，乡下的夜晚，静得让人幻听，耳边仿佛有无数声音萦绕着，细听却啥都没有，无声胜有声，反倒睡不安稳。青蛙的合唱，悦耳且单调，如同打更人的梆子，听着听着便沉沉睡去。依水而居的人们，没有十里蛙声作抱枕，怕是要失眠的。所以青蛙是我的音乐家，而彻夜不息的蛙声，则足以证明它们作为歌者的奉献精神。塬上人土制二胡，都朝青蛙要皮，个中原因我始终搞不懂：是迷信青蛙的音乐天赋，还是觉得青蛙的皮类似于蛇和蟒。

　　二叔后来不拉二胡了，因为宣传队解散，需求不复存在，而新的需求，二胡却无法满足。青蛙也没了，生产队解散后各家单干，没人拾掇的池塘渐渐废弃，最终被淤泥填平。离开谭坪塬的我，在城市里，时时会怀念儿时那片所有生命共享的天地，怀念已经远去的声音，包括二叔和他的二胡，还有曾经的蛙声。

　　音乐这东西，本无所谓贵贱和高低，因为艺术的功能不过动人和动心而已。庙堂正音或是渔樵互答，都是无需挂怀的细节。而且真正的音乐，也许并不从乐府出生、在厅堂里演奏，高山流水觅知音，当年的钟子期就是个砍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