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位是李健吾，这个人是我的老乡，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作家，写什么成什么，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贡献。1933年秋天留学法国回来，第二年秋天，在新创刊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他正在写作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这篇文章，带给李健吾的直接好处有两个，一个是已接受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郑振铎，正在物色一个法国文学教授，看了这篇文章，当即拍板，就是这小子了。当时李健吾只有二十八岁，出国前不过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助教，回国后连工作也找不下，靠译书维持生活，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待业青年。一下子当了国立大学的教授，真可说是喜从天降。比这个更喜的是，就是因了这篇文章，承蒙林小姐召见。晚年他是这样说的，“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林家见面。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后院。我每次去，总是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前面说过的，去看望林徽因的人，好多都是以看望金岳霖为幌子。进入“太太客厅”，就等于进入了京派文学的中心，他不常去才怪哩。

　　第三个该是卞之琳了。这可是中国的大诗人，写小诗的大诗人，凡是喜欢新诗的，没有人不会记得他那首叫《断章》的短诗：“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是徐志摩的学生，想来是徐志摩带他去见林徽因的。晚年的回忆文章里，他说，“她和我的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只比我大六岁，因为师辈的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亲切，知己，这两个词，大概是这些进入“太太客厅”的年轻人的共同感受。

　　从这几个人后来写的文章里，能够看出，他们最为佩服的是林徽因的文学见识，因此也就格外重视林小姐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指点。不去一一引述了，在一篇正式的文章里，林小姐有坦直的表白。

　　1936年10月，大公报社出了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大公报馆出版。这个选本，是大公报社委托林徽因编选的，书前有她写的《题记》。她说，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远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清丽之上。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丝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历过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