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到沈从文。他在北京，名义上是在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工作，这个工作不是多么繁忙，有的是空闲时间。杨振声是大人物，来到北京是有响动的。原先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文学院院长，回老家当了两年青岛大学的校长，声望更高了。《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便请他主持《大公报》一个副刊，原先有个《文学副刊》，是吴宓主持的。我的印象是《文学副刊》停了，才办的《文艺副刊》，最近看的一个材料，说是《文学副刊》还办着，另办了这个《文艺副刊》。想想也是的，《文学副刊》主要发表学术文章和旧诗词，《文艺副刊》主要发表新文学作品。也有的文章说，这个副刊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编辑的。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是张季鸾邀请杨振声编，杨振声派头很大，应承下来，不会自己动手，便委托沈从文具体操持。这样，外界说起来，就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同编，有的甚至干脆说是沈从文在编。都有道理，但不能说对。我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与我对张季鸾这个人的了解也有关系。

　　张季鸾是个有大本事的人，做的也是大事业。他提用人的办法，就是请一流的人才，做一流的事业。什么事，一流人才去做，做好做坏，都是一流的。二流的人才再努力，也做不成一流的事。你看他，最初办副刊，请的是吴宓，吴是清华的教授，哈佛的硕士，学的就是文学。杨振声呢，哥伦比亚的博士，又是新文学作家。再就是，张季鸾是陕西人，吴宓也是陕西人。张季鸾这个陕西人，只能说老家在陕西，他是在山东邹平出生的，跟杨振声也有乡土的交情。那个时候的人，做事讲究交情，老乡是最看重的交情。因了这两个原因，我敢说张季鸾只会是请杨振声编《文艺副刊》，而杨振声将这份差事，委托给了沈从文。张季鸾不知道沈从文的本事，杨振声还是知道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报纸副刊大放光华的时期。沈从文就是在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上起家的，他自然知道《大公报》的分量，杨振声嘱托的分量，更知道这个《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分量。

　　一接手，马上就组织稿件。向名家拉稿就不用说了，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想了个奇招，就是让林徽因给他的这个副刊，写一篇《发刊辞》以光大门面。

　　我在网上最初看到这个事情，还将信将疑，觉得以沈从文办事的谨慎，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吧。于是我让一个如今在大学教书的朋友，给我找一下这张报纸。这个朋友就是武汉大学的陈建军，他做这样的事，简直不是个事儿，一时三刻就发来了。我一看，还真是。只是没有叫《发刊辞》，也没有放在第一篇的位置。题目叫《惟其是脆嫩》，放在第二篇的位置，可是看看全篇的编排，看看文章的内容，还得承认沈从文的心机。真也难为他了。

　　刊头是四个清秀的行楷字，竖排。那个“刊”字最是俏皮，两个并列的“干”字下面一个“木”字，不是书法好又有学问的人，写不出这么通训诂又见品位的毛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