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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明代时候,俄宫廷就遣使来中国请求互市,未准。到了清顺治至康熙年间,俄国干脆直接派遣商人来当大使,以便借机进行少量茶叶贸易,这点进货量对于其国内巨大的需求量来说,不过杯水车薪。中国茶在俄利润巨大,晋商常万达看到了此种商机,用异于常人的眼光和魄力审时度势,决然从晋中迁居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不准俄商赴京,指定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常万达占尽先机,得天时占地利。他深知俄国人对茶品的挑剔,为在商业竞争中取得最大优势,常万达毅然决定不远万里到福建武夷山购买岩茶。武夷岩茶品质有多高?清代袁枚曾感叹:“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

  晋商常万达父子牵着十余峰骆驼风尘仆仆来到闽北大山中的下梅,他们看到的情景正如当时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杰诗中所写:“鸡鸣十里街,日出千鼎烟。”是个拥有千户人家的大村镇了。当时的武夷岩茶,主要是乌龙茶和红茶,已经由水路远销广东和东南亚,颇负盛名。此时的梅溪,早已不仅是一条人文的河流,俨然成为繁忙的水运河道,建有4处河埠码头,装卸吞吐着下梅茶市的货物。富甲天下的山西客的到来,如飞鸽入林惊起鸦雀一大群,下梅的茶商都蠢蠢欲动——谁能够与“西客”联手,谁就将成为下梅首富。而常万达并不急于收茶,他耐心地观察物色着生意伙伴,看到在当地四大茶商中,来自江西的邹氏更讲诚信,于是决定与邹氏的“景隆号”茶庄合作。自此,从景隆码头装货的竹筏由芦下巷河埠下水,进入梅溪水路,成一时之盛况,据《崇安县志》记载:“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常家父子在下梅设庄后,创立了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雇佣当地工匠上千人,将散茶加工成更加便于长途运输的红茶和砖茶。每当茶期,车马浩荡运输至河口,再雇佣船帮,走水路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到达河南社旗——社旗有10家专为山西茶商兼做保镖的客店,称十家店——而后转由马帮驮运到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长治、晋城,出祁县子洪口后,换装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穿越茫茫大漠,最终到达库伦、恰克图商城,全程七千余里。常家的骆驼队兴盛时达到上万峰,驼运线也延长到从黄河到莫斯科。因为晋商贩茶,合作伙伴邹氏成为下梅首富闽商巨室,下梅也成为武夷山最热闹的茶叶集散地,横贯下梅的当溪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兴建起高门大户70多座,带动了从下梅到恰克图沿线3500千米的茶叶生产、水陆运输、保镖客店甚至青楼行当的兴盛,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经济繁荣。

  常家在恰克图设庄主营武夷茶,俄商买茶后再向西横跨西伯利亚,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西欧和中亚国家。从武夷山下梅到欧洲,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穿越中、蒙、俄大漠草原,横跨亚欧大陆全长13000千米的国际商贸通道,被誉为“晋商万里茶道”,先后延续两个世纪之久。晋商不畏艰险、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壮美篇章。晋商到武夷山贩茶,历经二百余年,常家收购了多座荒废的茶山,用晋商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武夷茶的种植规模和品质都推向了一个巅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是晋商乔家对西北发展的影响,而常家更是开辟了两个世纪的中欧万里茶路辉煌,树立了晋商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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