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段崇轩先生并不熟悉，但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与董大中先生40多年的交往以及董老在文学上对他的点拨教导之恩，着实令人感动。作为同乡和一名文学爱好者，早年我亦曾多次拜访过董大中先生，在求学问道的路上，得到过他的点化和教诲。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作为文物工作者，我当时正在密切关注考古学家卫聚贤，需要详细了解卫聚贤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史料。我在网上查到董大中先生曾经撰写过《史家名宿卫聚贤》，此书早已由三晋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便四处打听如何可以去董大中先生家当面求教。因缘巧合，从降大任先生那里求到了董老先生的联系方式。随后，我和董老电话联系好，于一个休息日去了他家，拜访之事终于如愿。

　　初次见面，董老当时已近80岁了，虽然有些耳背，但思路非常清晰。由于我是同乡后辈，加上年轻，便也少了几分拘谨，多了一些胆量。我开门见山，向他索要《史家名宿卫聚贤》一书，董老不假思索，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他在书柜里翻寻出此书，送给了我。接着，我又与董老聊起卫聚贤在考古学的重要成就，话说到动情处，董老也谈及他早年在老家求学时，亦非常关注乡贤卫聚贤。聊天中，当他听到我上学的学校时，告诉我，他姑娘和女婿都在那个学校教学，一问名字，居然是我的老师，一时之间，关系又拉近了许多，顿感因缘不可思议。

　　卫聚贤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成就令人敬仰，但是对于他本人的历史，我在那个阶段始终搞不清楚。于是我便利用闲暇时间，再次拜访董大中老先生。这一次，他直接带我去他家的地下室将相关存书搬到楼上的工作室，让我细细翻找。功夫不负，终于找到了一套卫聚贤在抗战期间私人筹资出版的国学学术刊物——《说文月刊》，其中有一期卫聚贤写的自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身世以及求学立业之后的经历。随后，董老先生将此文复印给了我，同时又将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所写的有关介子推的两三篇重要文章一同复印给我，令我非常感动。

　　三访董老时就显得更为从容了。还是在他家，他将自己当时最新出版的著作《董大中文集》赠送给我，同时他还将未出版的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思考——《四疑案考》发到我的邮箱，方便我回去以后好好学习。当然，还有一件事比较重要，他将计划出版的《卫聚贤传》打印修改版赠送给我，还将卫聚贤家族后代的相关名字、联系方式一并给我，方便我以后和他们取得联系。2017年，当《卫聚贤传》正式出版时，董大中先生还专门举行过一次会议，我到了会场，董老送了我几本。之后我将此书作为珍藏，时时翻阅。

　　三访董大中老先生，使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此后，董老去省图查找资料之际，曾顺道去我当时工作的单位看望过我。那是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相关资料，突然接到董老电话，说要来我办公室坐坐。我与他聊了一会儿，深感关于乡贤卫聚贤先生与介子推研究一事，董老用功甚深，颇有见地。他的好多观点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使我逐步理顺了做学问的思路。

　　近几年，我没再见过董老先生，只是打过电话，请教学问事宜，董老一一解答，令我不胜感激。仔细回望我与董大中先生十多年的交往，似乎总是离不开卫聚贤这个话题。卫聚贤先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币学家等，董大中先生是“山西新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在史学研究方面，他的贡献应该同样被人铭记，《卫聚贤传》一书便是他杰出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