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有一个独立的书房。高中毕业后的上世纪70年代初，我窝在农村，除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外，还身临其境，写写画画，在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希望。于是和村里比我年龄大的、乡村教师、北京知青以及返乡的“老三届”厮混切磋，晴耕雨读。其间，我就让村里会做木匠活的朋友，用边角料，或是当时在家里搜寻的木板，给我做了一个书架。书架长约40厘米，高近30厘米，共二层，底下一层可放大32开本的书，上边一层没有顶，可以放一些参差不齐的书籍。书架粗砺而又稚拙，又很袖珍，但我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对图书的追求，是上了中专上大学至毕业分配住单身宿舍。此时的书籍积累，只能是用纸箱子做计量单位。每搬一处，床下面就塞满了这些纸箱子。后来，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多有著书立说、美术书法创作结集出版者，过一段时间就有熟悉的朋友送来自己的新书。书越积累越多，纸箱子在床下已放不下，于是就在宿舍墙跟前堆了起来。

　　收藏书籍是个过程，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也是个过程。后来我就分了单元房，但卧室只有两间。那时孩子小，我们共同住一间，把另一间作为书房。书房首先是要做书柜，量体裁衣就只能做两个，其次还要放沙发，还要放桌子，还要放一张单人床。这样安排下来，纸箱子的书只能放三分之一。过了几年，单位又给我调整了一套房子，面积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但格局差不多，还是两间卧室。也无法在书房再增添新的书柜。

　　十多年前，我又分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机会来得迟了一点，但对书房的打造却有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整个新房装修我并没有操心，唯只有在书房的打理上自己直接设计构想。改了房门的位置，量好房间顶天立地的尺寸，专门定做了三面墙的书柜。这才将大部分的书籍摆放上。比如《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世界通史》《鲁迅全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大量的书法集子。

　　我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书房。所谓独立，就是完全由我坐拥，完全由我支配。书房里的书香墨韵，就像田野里庄稼的清香，熏陶着心灵绿洲。书房里的清新静谧，就像故乡月夜的庭院，开启着村童的心智。书房里的文化碰撞，就像是收获时节的兴奋激越，归结为美美与共的丰硕果实。我把书房作为人生的驿站，工作之余、劳累之后，便在这里坐享孤独、寻古探幽。也曾将自己牙牙学语的孙辈领到我的书房玩耍启蒙，教一教朱子家训，学几句唐诗宋词。更多的是在我的书房领地，独自沉浸于竹林扶疏、鸟语花香的岁月。

　　不管有没有书房，现在阅读纸质文字的人不多了，老老少少一个手机，从早看到晚。甚至团队开会、线上教学、远程诊断等，这些都加快了生活节奏，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对读书人来说，两相比较谁优谁劣，或者各有千秋，但纸质读物的存在价值到底还有多大，实在让人难以评说。对我来说，就自家书房的书，现在也很少翻看了。至于儿孙辈则根本不予顾及。不管名著经典，还是专业参考，甚至连过去翻的不怎么整齐的工具书，也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十年八年无人问津。我曾淘汰过一些没有收藏价值的书籍，舍不得扔，也舍不得卖废纸，远路迢迢拉回常年无人居住的老家，放在专门新购置的两个大书柜里，满足我当年连一小书架的书都放不满的孱弱心理。我每年探亲似的回一二次老家，只能让那些在城市陪了我几十年的故旧书籍，固守在老家宅院给我看守门户。

　　我说书房的尴尬，只是说书房里的书籍没有了当年尊贵的地位，而书房本身应该还是一片神圣的净土。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书房足以抚慰我们的心灵。不然每过两年，我便出版一本能自我满足的书，这都是在书房里来操持。我积攒了一辈子的书籍，不管是经典的，还是通俗的；有参考价值的，还是应时应景的，该如何处理，成为我的心结。显然在子女们的眼中，这些书籍、收藏大部分弃之可惜，留则无用。送亲戚朋友，又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携夫人到旧书市场摆摊，又羞于费时磨嘴。人到年老万事休，却有烦事罩心头。

　　心有所虑，终有一得。虽然我对书房的终结多有心病，但现在还不到了结的阶段，还可以和我几十年收藏的图书同枕共眠，还能在我的书房享受天堂般的美妙。至于将来，我可以把这些有生命的书籍捐献给图书馆，或捐给我老家的图书室，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