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历代之都城大致在这样一个范围，即中原核心地区范围之内，最重要的如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以及相对次要的邺，即今之河北临漳与河南安阳一带。这些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虽然不一定是文化中心，但均在晋地之周边。大致可以这样来形容，就是从西向东再往北，以汾河流域为圆点，形成一个半月形，分布在黄土高原或其周边地带。一般来说，黄土高原的海拔要高于这些都城的所在地。也就是说，黄土高原地带不仅在物产等方面可以支持这些政治中心，在地理条件方面也成为了这些中心的护卫之地。而这种支持与护卫最典型的地域就是山西。假如山西以并州为中心的话，它距西安、洛阳、北京的距离大致相等，有支撑都城的战略地位。

　　首先是地域关系。西安在渭河流域之关中盆地，是黄土高原最肥沃的地方。所谓“阙土惟黄壤，阙田惟上上”，是最适宜于农耕生产，社会财富最集中的“上上”之地。汾河平原亦具有相同的地理特征。汾河与渭河，虽地跨晋陕二省，但在地理气候条件诸多方面却具有一致性。汾河平原、渭河平原及河南之伊洛一带均为河流冲击平原，统称汾渭平原。汾渭地堑经汾、渭二河冲击而成，其延伸方向与汾渭地堑走向一致，整体呈狭长的新月形，因黄河与中条山分割为陕西之关中平原、山西之汾河平原，以及河南之伊洛盆地与灵宝盆地。有论者把这一地区的形状形象地誉为飞翔的凤凰。三门峡、洛阳为凤头，汾河、渭河流域分别为左右两翅，均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这一地区气候条件虽有差异，但总体可以满足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需要，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有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熟的农耕地区。今北京虽然在华北平原，但依然在燕山、太行山山脉之侧。沿太行山东侧向南行走可达河南之安阳，即邺城附近。北京的母亲河为永定河，而永定河源头之一在山西宁武县。由此东流，为桑干河，与另一源头内蒙古兴和县之洋河相汇成永定河。永定河与潮白河、温榆河共同在北京形成了冲击平原，携带了大量的黄土细沙，随季节水势的变化而改变河道，被称为“小黄河”，亦称浑河。在这样的冲击平原上，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大致而言，山西虽然地处黄土高原，但与那些作为都城的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地域联系。

　　其次是交通道路。从草原进入中原，可以从东北地区进入，亦可以从西域地区进入，但最便捷的通道是从晋地进入。从山西北部进入，只要翻过晋地之雁门关，即已进入中原，再南向而行即可俯视平原。晋地地形复杂多样，但却由此显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在燕山与阴山之间有通道可南北行，在燕山、太行山一线，有许多连接平原与高原的通道。其中的太行八陉最为典型。可以说，从太行山东进南下，均需走这些陉口，而要进入关中平原，黄河沿线有许多渡口，最著名的如蒲津渡、风陵渡、大禹渡，以及茅津渡等，均为地接三省之地。山西尽管表里山河，但亦四通八达。一旦拥有山西，可控华北、河内、关中各地，且均呈俯冲之势。从高原至平原，山西具有地利之便。

　　再次是战略地位。尽管晋地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但由于其地形多样，地势复杂，各地发展演化的程度并不一致，因而亦有很多半耕半牧或以畜牧为主的族群。长期以来，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其生活习性与文化亦各有异。山西地处中原与草原的交界地带，是草原族群与中原族群相互博弈的焦点。或进或退，或战或和，不一而足，总体来看，呈现农进牧退的状态。但这种进退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基本上以长城为界，游牧族群进入长城以南，需改变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族群进入草原长城以北，亦难继续其原有之农耕形态，或退而南返，或转化为游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展了北部农耕地带，但并不能进入更北的地区，只能修筑长城以为掩护。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直接暴露了中原之战略防线，使中原地区失去了地域屏护，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历史时期各方势力在三晋之地你来我往，攻守博弈，主要是为了争夺战略主动权，能够控一方而摄天下，其次才是争夺财富与土地。北魏迁都于平城今大同，使拓跋鲜卑据有了控制中原的战略优势，而进一步南迁洛阳，则进入了中原核心地带，据有文化正统势所必然。由此，据有晋地，则对不同时期的都城形成强大的影响。

　　山西地区的拱卫作用在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中均有突出的表现。夏立，都城不再定于陶寺，而是南迁于平原河洛地带。周时，晋地这种拱卫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西周封唐，后改为晋，其地大约在今晋南汾水流域之侯马与翼城一带。传言曰周成王与其弟叔虞戏言而终于封叔虞于唐国。后唐叔虞之子晋侯夑父改唐为晋。除晋之外，齐、鲁、卫均在太行山之南的平原地带，以至于海，正是商人控制的重要地带。而唯晋在太行山、中条山之北，占有高原地带，形成战略优势。秦汉时期，山西的这种屏障地位表现得更为突出。秦始皇立，三次东巡，均经晋地。至汉，匈奴屡南犯，兵围马邑今朔州，韩王信降匈奴，致使山西之北部尽为匈奴所占，对关中地区形成威逼。北魏时期，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临中原之门，终至洛阳。而留居北方的六镇官民中群雄迭出，杨氏终于建隋。隋炀帝杨广三次巡视山西，发丁十万建太原至黄河之北榆林一带的驰道，在娄烦建汾阳宫。唐时，李氏在晋阳起兵，成盛唐之大业。时长安为都城，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时在太原设北都。唐玄宗时继在太原设北都，后为北京，同时升蒲州为中都。可见唐对晋地之重视，亦显现出晋之战略意义非同一般。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使中原失去了战略屏障，直接暴露在契丹以及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族群面前。山西成为南下中原的战略基地。宋辽金元及西夏攻守博弈，山西成为焦点地区。蒙元南下，木黎华率兵攻占山西，金朝即亡，终建元朝。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族群仍时时南下。明在长城沿线建九边重镇。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四边均与山西有关。特别是大同镇驻大同，太原镇驻偏头关，形成了一条从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防护线，其核心地区即为山西。从这一简略的梳理可以看出来，由于山西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是中国极为重要的战略中枢。所谓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不论是连通东西南北，还是拱卫京师天下，山西之地位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