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业余文艺团体在筹演“红楼韵”音乐会，均有好友在其中忙碌，各有千秋。我想，母亲若在世，想必会让我推了轮椅陪她去欣赏，她太熟悉、太喜欢《红楼梦》了。

　　母亲初读《红楼梦》大概是私塾念到最后，去县城里上中学之前。以她大家族的生活环境，荣宁二府那些场景，读来并不陌生，至于书中人物，她首先聚焦的肯定不是刘姥姥。后来家道落败，尝尽世间炎凉，再读《红楼梦》，母亲才对刘姥姥有了更多的注意。

　　看电视剧《红楼梦》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母亲大赞演员把个刘姥姥演绝了。因为母亲亦有过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无奈窘境，求人的难堪难受她经历过。不过，演到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见食就抓的没出息样时，母亲回过头指着电视机前的我们谆谆教导：“你们可听好了！绝不能把孩子带成这个样！”

　　“文革”时期，我们落难回乡。我走在山下河边小镇，一老木匠一把拉我进他那小铺，拿出沾糖糍粑，让我悄悄快吃。我吃的莫名其妙，回去问母亲，母亲不说原因。等我看过《红楼梦》，有资格参与父母间的红学讨论了，聊起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一片凄惨悲凉。刘姥姥感恩图报，对王熙凤抚慰有加，受托孤寻巧姐，母亲感叹颇多。她想起多年前我吃糍粑那事儿，问：“你知道那木匠是什么人吗？”我摇头。母亲告诉我，老木匠过去很穷，把小女儿送我们家打工，谋条生路，我们对她很好，情同姐妹。

　　早年，父亲订有《人民文学》，我看到上世纪50年代某期上刊有一篇杂文，文章先简述刘姥姥三进大观园，认定盛极而衰是必然的，觉得有意思，跟母亲聊，母亲说，牵强附会，糟蹋《红楼梦》。

　　母亲关于刘姥姥的评论归纳一下就是，一，旁观者近观大观园；二，小人物人格尊严表现不同，但绝对有；三，危难之际还是底层的人够朋友。这不仅仅是她读书思考，更是她一生的体会。可叹，不能再与母亲讨论分析刘姥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