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是主持人，也时常现身影视圈，多家报纸的副刊版面，他的大名也常印在上面。能够横跨多个圈，正是他身上的“温良恭俭让”品质，使得合作者们都视他为值得尊重的合作对象。可凡还是个细心人。我有出版的新书寄给他，收到后，他会第一时间告知，并且拍出一张感觉很棒的晒书图。对于赠书，他是真读，读完也会给出一些反馈与建议。

　　曹可凡是我见过的情绪最稳定的人，当然，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要求，作为出镜率很高的主持人，必须在任何状况下，都要保证情绪的稳定，才能使得活动流程得以顺畅地进行。直到有一天，他发来微信，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这是罕见的事情。他告诉我，自己在外地的酒店，因疫情原因被隔离了，感觉到情绪上有一些不对劲，他这么说的时候，恰好，我也处在被隔离的状况下，于是两个人相互鼓励了一番，最终以“哈哈”大笑一场的方式，结束了这番对谈——笑的原因是，他在被隔离期间，写作灵感爆发，十来天时间里，写了五六万字，可算是写过瘾了。

　　第一次见曹可凡，大概是2016年。聚会上，他随意坐下，好像早已熟识，只是短暂离席了一下，又返回来的样子。后来，我们每次聚会，都是欢声笑语，声浪似要掀翻屋顶，可凡除了跟大家一样频繁举杯之外，也兴高采烈地聊点其他，但人群当中，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不久之后，在读完他写作的家族史著作《蠡园惊梦》，便明白了那一点点不一样来自哪里。他系出名门，又是名嘴，所以，无论多么开怀，总还是要收着一点的。2017年，胡雪桦导演的电影《上海王》全国公映，曹可凡在片中饰演“师爷”一角。五年过去，回想起看片的那个夜晚，依然能记得他在大银幕上的形象，细腻生动，老练准确，有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观感——之所以产生这么戏剧性的观感，原因很简单，入戏之后的曹可凡所呈现出来的角色，原来是可以让人忘掉他的主持人身份的。

　　胡雪桦导演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邀请曹可凡出演《上海王》的故事：曹可凡是胡导第一位定下来的演员，但到开拍时却遭到投资方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绍兴师爷一般都是瘦子，曹可凡偏胖；二是他是主持人，观众会出戏。对此，胡雪桦导演的反驳是：“我请可凡演这个角色，绝非出于私人关系，而是他符合我脑子里的‘师爷’角色。这个角色横跨清朝民国，几代‘上海王’在变，‘师爷’的位置却从没变过，他的身上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鲜明痕迹。这需要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演员，才能体现出上海滩的那种特殊味道。可凡身上有，那是老上海散发出的年代感，是家族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线装书和西方文化对他的熏陶，以及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交往和采访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一个对家族文化、祖辈传统铭记在心的人，一位喜欢读书与写作并重视思考与表达的人，他所做的功课，还有内心的修炼，外界是可能看不到的，但体现在形象与气质上，却也是无法掩饰的。可能有人只看到了曹可凡的活跃，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内功与细节上的用心，而能够支撑他在多个舞台上展示自我的底气，则来自他永远在汩汩流淌、不会枯竭的丰富内心。

　　刘江导演的电视剧《老酒馆》中，曹可凡出演一位名叫村田的日本酒客，虽是配角，但村田的戏份不少，给了曹可凡一个更大的表演发挥空间。如何塑造这个日本农民，对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有不小的困难，但编导对于角色的高明定位，以及演员出色的演绎，使得人物身上的故事性与演员的表演魅力，成功地超越了可能具有争议的部分。

　　“从《金陵十三钗》里的孟先生到《老中医》里的吴雪初，直至《老酒馆》里的村田，已初尝角色的创造快乐。主持人或许只能展示本真的自我，表演却可借助于角色，走过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表演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在这段曹可凡有关表演的阐述当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说法，即“创造角色的快乐”，他之所以乐于在银幕和荧屏上现身，我的感觉是，他有挣脱的欲望——挣脱于主持人的身份限定，跃出“曹可凡”这个标签的束缚，在他塑造的角色中，他体会到了另外的与他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完全不同的感受。而对于从事创作的人来说，这种“上瘾”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存在，创作的乐趣将会失去良多。

　　我对曹可凡了解得并不多，很难完整地写出他来，但他自身的丰富以及给人留下的信任感，却是能直观感受到的。这样一位文人气质浓郁的传媒与影视圈人物，的确值得更多地去接触，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