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郑建华，那时20多岁。长相谈不上好看，但绝不难看。人很普通，普通得甚至有些不普通——她的左腿有一点不方便，应该是小儿麻痹的后遗症，看上去还挺严重。

　　转学来的第一天，爷爷把我交给小姑，自己上班走了；小姑带我到校长办公室，也回教室上课去了；校长姓陈，一个知性而温和的阿姨，看上去特别像校长，她把我带到班里，交给了郑老师；郑老师没有多说什么，把我交给一个空着的座位，回到讲台继续上课；同桌是个女孩，名叫庞金菊，默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怯怯地看了她一眼，也没说话。

　　庞金菊是离我最近的人，但上课有纪律管着，课后想跟她打个招呼点个头什么的也不敢——她是双胞胎，还有一个银菊也在我们班，起初一两个月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那些日子，我像三年四班里一个没有人接待的客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上下的不自在。

　　事情慢慢地发生了转机。期中考试，作文题目是“家乡的……”卷子发到手里，心下一阵惊喜，城里的孩子哪有家乡啊，他们只有家。那天，我把所有的记忆、阅历、词藻、乡愁全部动员起来，顺着春夏秋冬的时序一气铺排。《家乡的柿子》，全校仅有的一篇满分作文，我终于露了一手。

　　终于熬到了试卷讲解的高光时刻。郑老师捧着我的作文，一字一句地朗诵着，同学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全班鸦雀无声，但透过严肃的表情我还是读出了他们的心思：没想到啊，这个村里娃……时不时有目光朝我瞟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灯，刺得人睁不开眼睛，C位的感觉如此美好。

　　后来，学习成绩也冒出来了，我于是当了班长，肩负着老师的信任和重托开始各种忙碌，订书订报、开门锁门、整队报数、收发作业。老师不在的时候代行纪律监督之责。

　　大家似乎忘记了我是村里娃这回事。这其中固然有自己一路向上的努力，但如果没有老师一路洒下的阳光，彼此的融入和接纳，八成要迁延一些时日，而且必定不会如此完美。学生心中，老师是太阳，这是她在班里的位置，更是我所感受到的温暖。

　　转眼小学毕业，转眼又上完了初中，我要离开乡宁到临汾读高中，行前曾到家里看望她。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小学时看我就是个好娃。老师所能找到的每一个优点，学生都会全力将其放大，所以鼓励是最好的鞭策，我至今认可的教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当年的身教。

　　又七年，大学毕业，同学写信来，说郑老师不久前去世，因为难产。我为此难过了多日，那年教师节，特意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发在《太原日报》的副刊。当时字字穿心，墨点无多泪点多，30年逝者如斯，如今闻笛怀旧，竟连标题都不再记得。那篇曾被她当堂朗诵，助我走出孤独、挣脱自卑、告别疏离的“惊世之作”，更不知随风飘零到了哪个世界。至于郑老师，相信当时的同学少年大多是不会忘记的。

　　太阳总会落下，但成长会记下曾经的温暖。